在那里，他阅读了与英国切尔特纳姆的分析如出一辙的美国古兰经委员会的分析报告，以及在那辆汽车后座上的对话录音稿。
“傻透了，”看到最后时，他嘟囔了一声，“另一位阿拉伯学者说得对。这不可能。这不单单是方言和诵经的问题，还有其他所有的考验。任何陌生人、外人根本不可能混进去。”
“那么，根据上面的指示，你有什么建议?”
“在‘基地’组织中挑一个人，威逼利诱一番。”希尔说。
“史蒂夫，如果我们在‘基地’组织的高层中有内线，我们肯定会那么做的。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没有这种人。”
“等着瞧吧。肯定还会有人再次使用‘伊斯拉’这个词的。”
“我方不得不假设，如果‘伊斯拉’是下一个大行动，那么它的目标就是美国。侥幸心理安抚不了华盛顿。此外，‘基地’组织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缴获了那台电脑。所以现在的情况也许是，他们再也不会使用那个词了，除非是两人之间的面谈。”
“嗯，”希尔说，“我们可以到处宣扬，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获悉并在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因此放弃，然后逃走。”
“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们无从知道。我们会一直煎熬着，不知道‘黄貂鱼’项目是否终止了。如果没有终止呢?如果它得逞了呢?如同我的上司所说的，它是核武器，生化武器，还是传统武器?在何时何地?你们的那个马丁真的能混同阿拉伯人?他真的有那么优秀吗?”
“他曾经是，”希尔咕哝着说，并把一个卷宗递了过去，“你自己看吧。”
卷宗有一英寸厚，是标准的浅黄色马尼拉纸，只是简单地标了一个名字：麦克·马丁上校。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马丁兄弟的外祖父曾经是印度大吉岭的一个茶园主。他在那里做出了一件几乎离经叛道的事。他娶了一位印度姑娘。
英国茶园主的圈子很小，人情淡薄、疏远。新娘都是从英格兰迎娶过来的，或在当地英国公务员的千金中寻觅。兄弟俩见过外公特伦斯·格兰吉尔的照片：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蓄着金色的大胡子，口里叼着烟斗，手中提着猎枪，站在一头被射倒的老虎旁边。
他们也见过英迪拉·波舍小姐的照片：温柔、可爱、美丽非凡。当特伦斯·格兰吉尔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时，英国茶叶公司没有把他解雇——那样会使丑闻外扬，他们把这对年轻的夫妇放逐到了靠近缅甸边境的荒凉的阿萨姆。
这似乎是一个处罚，但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格兰吉尔和他的新娘爱上了那个地方，爱上了这沟壑纵横、猎物和猛虎四出的乡野。一九三○年他们的女儿苏珊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一九四三年，战火朝阿萨姆蔓延而来，日军穿过缅甸逼近了印缅边境。特伦斯·格兰吉尔虽然已经过了当兵的年龄，但他坚决要求志愿参军，并在一九四五年跨越伊洛瓦底江时不幸战死。
英迪拉·格兰吉尔带着一份茶叶公司发放的微薄的抚恤金，别无去处，只得返回她的家乡。两年后，新的麻烦出现了：印度闹分裂了。阿里·真纳坚持在北方成立穆斯林的巴基斯坦;潘迪特·尼赫鲁则在南方建立起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两股不同宗教的难民潮分头向着北方和南方滚滚流动，随即爆发了武力冲突。格兰吉尔夫人担心女儿的安全，便把苏珊送到了先夫的弟弟——英国萨里郡的一位建筑师那里寄养。六个月后，格兰吉尔夫人死于骚乱。
十七岁的苏珊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她从未见过的先辈们的故乡。她在一所女子学校读了一年，又在法恩汉姆总医院修了三年护士课程。二十一岁那年，苏珊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申请当空中小姐。她长得美丽动人，有一头瀑布般的栗色头发、一双继承自父亲的蓝眼睛和一身蜜色的皮肤。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把她分配到伦敦—孟买航线，因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当时的航程又长又慢：伦敦—罗马—开罗—巴士拉—巴林—卡拉奇—孟买。一个机组无法飞完整个航程，第一个机组的交接班地点是伊拉克的南方城市巴士拉。一九五一年，她在巴士拉的乡村俱乐部结识了石油公司的会计师奈杰尔·马丁。他们于一九五二年结婚。
十年后这对夫妻才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麦克，又过了三年，第二个儿子特里出生了。但兄弟俩长得截然不同。
马雷克·古米尼凝视着档案中的那张照片。黑乎乎的皮肤，不是被太阳晒黑的，而是天生的黝黑，还有黑头发和黑眼睛。他明白这是外婆的基因隔代遗传给了外孙。他一点也不像他的弟弟——那个正在乔治城讲学的学者——弟弟的粉红色脸庞和姜黄色头发源自他的父亲。
他回想起本·乔利博士的反对意见。任何渗入者要想经得住“基地”组织的考验，不光要看上去像他们，还要能说他们的语言。于是，古米尼继续翻阅剩余的关于麦克孩提时代的记载。
兄弟俩相继进入英国人与伊拉克人混编的学校学习，同时，还从他们的父亲和保姆那里学到了许多。他们的保姆叫法蒂姆，是一位来自边远山区的温和、丰满的姑娘，她打算把工资积存起来以便日后回乡嫁一个好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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