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过了宵禁时间了，笨蛋!过了两个钟头了。”
老头迷惘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赛义德，我没有手表。”
在中东，手表并不是必备的，这是一种受到高度珍藏的物品，也是财富的一种象征。到达科威特的士兵很快就拥有了手表——他们是白白拿来的。但贝督因人这个词语来自于比顿，意思是“没有”。
中士咕哝了一声。这个借口倒也站得住脚。
“证件。”他说。
老人用他那只空着的手去拍他那件沾满了尘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证件。”他哀求着说。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战士走了上来。那颗手雷绑在马丁的左大腿内侧，像是从他的卡车上搬来的一只西瓜那样的感觉。
“别碰我的睾丸。”老贝督因人尖利地说。那战士停住了。后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中士尽力屏住不笑。
“怎么啦，上呀，朱海尔。搜他。”
年轻战士朱海尔犹豫了，脸涨得通红。他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着他的。
“只有我的老婆才能碰我的睾丸。”贝督因人说。其中两名战士大声哄笑起来并放下了他们的步枪，其他人也学着做了。朱海尔仍畏缩着不肯走上前去。
“当心点，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我可是早就过了那种事情的年纪。”老人说。
太过分了。巡逻队爆发出一阵狂笑。即使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张口微笑了。
“好吧，老头。回家去吧，以后天黑后不要出门。”
贝督因人一腐一拐地走向街角，一边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痒。在街角上他转过身来。那颗手雷掠过鹅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尔的脚边。所有六个人都去看它。接着它就爆炸了。那是这六名士兵的最后一天，也是9 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将军坐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他的办公室里，正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在一起喝酒。沙米·格桑是摩萨德的战斗部主任。他的部门负责操纵外勤特工，这是危险的间谍行动。当他的局长向美国人奇普·巴伯说谎时，他是在场的两名随从之一。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吗?”格桑问，因为这个议题又冒了出来了。
德洛尔抓起啤酒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去他们的，”他咆哮着说，“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宝贝人物吧。”
1967年春天，当四个阿拉伯国家准备与以色列做一次性的和最后的算账时，德洛尔作为一名不到20岁的战士，曾经在沙漠中蹲伏在他的巴顿坦克下等待着，他还记得外面的世界是如何把它局限在“啧、啧”的咕哝声中。
在一名20岁的小伙子的指挥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轰开了一个缺口，把埃及军队打回到苏伊士运河去了。
他仍然记得，同是西方的媒体，在5 月份时还对他的祖国的生死存亡忧虑得使劲绞手，但当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败了四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时，却指责以色列是靠恶棍战术打胜的。
从那时起，科比·德洛尔的哲学观点就形成了：去他们的。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像大卫·本。古里安那样的人所具有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他们那种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诚于极右翼的利库德党，与贝京和沙米尔属同一党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里听课，由他手下的一名教官向新招聘的特工学员讲课。但当他听到教员使用了“友好的情报机构”这个短语时，他起身接管了这堂课。
“世上没有以色列的朋友这种事情的，除非也许是在国外散居的犹太人。”他告诉学生们。“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的敌人和中立国。我们的敌人我们是知道该如何去对付的。至于中立国，攫取一切，什么也不给他们。朝他们笑笑、拍拍他们的背、向他们敬敬酒、奉承他们几句、谢谢他们透露的消息，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嗯，科比，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发觉不了。”格桑说。
“他们能发觉吗?只有我们的八个人知道。而我们都在局里。”
肯定是因为啤酒。他忽视了某一个人。
1988年春天，一个叫斯图尔特·哈里斯的英国商人在巴格达参加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他是诺丁汉一家生产和出售筑路机械的公司的一名销售董事。展览会是由伊拉克的运输部主办的。与绝大多数西方人那样，他也下榻在雅法街上的拉希德宾馆。该宾馆系涉外宾馆，时刻处于监控之下。
展览会的第三天，哈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发现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只普通的信封。信封上没写名字，只有房间号码，而房间号码没搞错。
里面有一张纸和另一只普通的航空信封。纸片上以大写的英语字母写着：“你回到伦敦后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以色列使馆的诺尔曼。”
就这些。斯图尔特·哈里斯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伊拉克的名声，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不管这个平常的信封里包含着什么，都会使他遭到逮捕、拷问、甚至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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