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的伊兹玛特·汗要被遣送出去了。他强忍泪水，与父兄拥抱告别，牵上他母亲骑着的骡子，转身走向高山，走向巴基斯坦。他这一去就是七年，当他返回时，他要向苏联人发起猛烈的反击。
为在世人眼里显得合法化，阿富汗商定每个军阀或游击队都要成立一个政党。尤尼斯·哈利斯的党派叫伊斯兰真主党，他手下的每个人都要加入。在白沙瓦郊外，一座庞大的帐篷城已经匆忙搭建起来了，还标着联合国“UN”的字样，伊兹玛特·汗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联合国已经同意，每个军阀——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政党领袖，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难民营，不是这个党派的人不得进入。
除了联合国，还有另一个组织在分发食品和毯子，它的标记是一个粗短的红色十字。伊兹玛特·汗也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但他见过热汤，经过艰苦的翻山越岭，他喝了满满一碗热汤。对于难民营的难民和通过联合国接受西方捐助的人，还有一项要求：男孩子必须在各自的难民营里上古兰经学校。不是学习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而是无休止地诵读《古兰经》。除此之外，他们学到的只有这场战争。
这些学校的伊玛目大多是沙特人，主要是由沙特阿拉伯提供资金。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在沙特阿拉伯唯一许可的经文版本：瓦哈比教派版本，这是伊斯兰世界最严格、最苛刻的经文。这样，在分发食品和药品的红十字标记底下，阿富汗整个年轻一代将要接受狂热主义的洗脑。
努里·汗尽可能来难民营探望家人，一年两到三次，他不在时，义勇军由他的长子领导。旅程很艰辛，努里·汗看上去一次比一次见老。一九八七年他过来的时候，看上去满脸皱纹、神情疲惫。伊兹玛特的兄长在一次空袭时组织义勇军战士去山洞隐蔽，结果自己却被炸身亡。那年伊兹玛特十五岁，当父亲让他回去参加抵抗运动，当一名穆斯林战士时，他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当然，女人们哭得很伤心，还有说话含糊不清的祖父，在白沙瓦郊区的平原上已经活不过冬天了。于是，努里·汗带上他唯一健在的儿子，以及另外八个他带过来探视家人的族人，向西边进发。他们要翻越崇山峻岭进入阿富汗的楠格哈尔省，再次投身战争。
伊兹玛特回到阿富汗后，发现他的祖国已经面目全非，千疮百孔。所有的山谷里，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小石屋。苏军的“苏霍伊”战斗轰炸机和“雌鹿”武装直升机已经摧毁了从潘杰希尔以北的众多山谷，那正是沙阿·马苏德的战区——帕克蒂亚省和兴凯山脉。平原上的人们已被阿富汗军队控制，或被经苏联克格勃调教过的秘密警察驯服。
但山里人，以及那些从平原和城里逃出来加入抵抗的人，仍是倔强的，不好对付的。后来，时间证明他们也是不可征服的。虽然现在有空中掩护——以前英军入侵时没有过——但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的一路上，苏军正在遭受着当初英国人的同样命运，经常被炸得人仰马翻。
这一带道路很不安全，因为有游击队的埋伏;山区无法接近，除非有空中掩护。自从一九八六年九月穆斯林战士装备了美国的“毒刺”导弹以后，苏军的战机被迫到高空去飞行，但太高了又会影响对地攻击的准确性，而太低了则有被击落的危险。苏军的损失正在不断攀升，再加上伤病减员，即使在苏联这么一个有序的国家，士气也大大下降了。
这是一场野蛮、残酷的战争。很少有俘虏活着被抓，苏军战士能很快死去算是很幸运了。山民们尤其痛恨苏军的飞行员。山民们如果活捉了飞行员，会把他们用钉子钉在太阳底下，再在他们肚子上轻轻地划上一刀，让肠子流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直至最后活活痛死。或者把他们交给手持尖刀的妇女们。
苏军的报复是对一切活动目标——男人、女人、孩子和动物，实施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他们漫山遍野撒下了数以百万计的空投地雷，最终开创了一个遍布拐杖和假肢的国度。截至战争结束，有一百万阿富汗人丧生，一百万人致残，还产生了五百万难民。
伊兹玛特·汗在难民营期间懂得了枪械知识，当然，他最喜欢的是“卡拉什尼科夫”AK—47冲锋枪。这真是好枪。这种苏联制造的武器，世界上持不同政见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广泛使用的攻击性武器，现在被用来反击苏联人自己了。美国人提供这种枪支给游击队是有理由的：每一个阿富汗人都可以在打死的苏联人身上找到弹盒来补充子弹，免得在弹药供应不上时还需要翻山越岭运送进来。
除了枪支，其他可选择的武器有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俗称火箭筒或火箭弹，简单易学，装弹方便，中短程距离杀伤力很强。这也是西方提供的。
伊兹玛特·汗已经十五岁了，他长大了，渴望着能在下巴周围蓄上胡子，山区很快就把他磨炼得无比坚强。普什图山民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健步如飞，跑得像山羊一般快，双腿似乎不知疲倦，在其他人气喘吁吁时他们仍能保持正常的呼吸。
在他回到家里一年后的某一天，父亲把他叫了过去。父亲身边有个陌生人：脸晒得黑黑的，留着一把黑胡子，身上穿着一件短短的无袖紧身皮衣，足下蹬着一双结实的行军靴。在他身后的地上，放着一只这男孩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大的背包，还有两根用羊皮包裹起来的管子。陌生人头上戴着普什图人的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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