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特别海勤团官兵毫不迟疑地闯进门，靠服装和胡子确认了三名暴徒后立即开火。射击手法是“双发点射”，即两颗子弹直接射向脸部。那三个阿拉伯人的枪口都朝着另一个方向，他们连一颗子弹也没来得及发射就被击毙了。当时，戴夫·泰森和英国电视记者当即表示绝不提及这次事件。后来，他们确实再也没有提起过。
到周三晚上，伊兹玛特·汗意识到他们已经根本无法在地面上停留了。炮兵已经抵达，大炮把城堡的南边炸成了废墟。地窖是最后的堡垒。仍然活着的战俘人数已经不足三百。
有些囚犯不愿龟缩在地下，宁愿死在上面。他们展开了一次自杀性反攻，但只冲了一百码的距离，杀死了几个警惕性不高、反应不够敏捷的乌兹别克人。随后，赶来增援的乌兹别克坦克上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把那些阿拉伯人打成了筛子。他们大多数是也门人，还有一些是车臣人。
周四，根据美国人的建议，乌兹别克人把几桶坦克用的柴油倒进地沟，流入下面的地窖里，然后点了火。
伊兹玛特·汗并没在地窖的着火区域。尸体的焦臭味盖过了柴油的气味，但他听到了火焰燃烧的“呼呼”声，感受到了热量逼近。更多的人死去了，幸存者踉跄着冲出烟雾，朝他跑来。他们都被烟熏得剧烈地咳嗽。在最后的那个地窖里，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与伊兹玛特·汗在一起。他关上门，插上铁闩，把烟雾挡在外面。门外，濒死者的敲门声越来越弱，最后停止了。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炮弹在空房间里爆炸、轰响。
最后的这个地窖有一条通道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出口，但发现那只是一条地沟。当晚，乌兹别克的新指挥官穆罕默德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灌溉渠里的积水引到那条地沟，灌到地窖里去。经过十一月的雨季，灌溉渠里积满了雨水，冰寒刺骨。
到午夜时，幸存者都泡在了齐腰深的水中。他们又饿又累，十分虚弱，不少人滑倒在水里淹死了。
地面上，联合国接管了指挥工作，周围是各国的媒体机构。联合国发出的指示是要保留战俘们的性命。透过头顶上倒塌的瓦砾堆，最后的抵抗者能听到喇叭的广播声，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走出来。二十个小时后，第一个人开始踉踉跄跄地走向阶梯，其他人也跟了上去。已被彻底击败的伊兹玛特·汗，这个活到最后的阿富汗人，与他们一起走了出来。
最后八十六名暴乱的战俘走到地面上，踩着城堡南面的断垣残壁，发现他们面对着一大片黑洞洞的枪口和火箭弹。在周六黄昏的残阳下，他们看上去活像是恐怖电影里的一群稻草人。他们浑身发臭，蓬头垢面，身心疲惫，满脸胡子，被烟火熏得满面漆黑，还打着冷战。他们蹒跚地走着，不时有人摔倒。伊兹玛特·汗走在他们中间。
在从一堆石块走下来时，他绊了一下，想稳住身体，于是伸出手去抓住了一块石头。结果他扳下来一片石块，捏在了手里。一名年轻的乌兹别克士兵神经紧张，以为他要反击，于是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呼啸而来的火箭弹擦过阿富汗人的耳边，击中了他身后的一块巨大的岩石。那石头顿时被炸得粉碎，其中一块棒球大小的石块以惊人的力量击中了他的后脑勺。
伊兹玛特·汗没有戴头巾。六天前，他的头巾被用来绑缚他的双手，后来再也没有找着。假如那块石头是以九十度的角度射过来的话，那么他的脑袋就会立即开花。但它在地上弹了一下，倾斜着砸中了他的后脑，把他击成浅度昏迷。他倒在乱石堆上，鲜血从伤口里喷涌而出。其他人从他身边走过，走向城堡外面等待着的几辆卡车。
一个小时后，七名英国军人开始在院子里检查，做记录。麦克·马丁正在统计死亡数字，回去后要写一份很长的报告——虽然他这次是以一个翻译的身份来参加行动的，但他毕竟是一名高级军官。他心里明白，有数十人，可能会达到两百人，埋在了地下。忽然，一具尸体引起了他的注意，它正在流血，尸体是不会流血的。
马丁把这个骨瘦如柴的人翻了过来。身上的衣服不对劲，那是普什图人的服装。这里不该有普什图人。他从自己的头上摘下蒙面布，擦去了那个人脸上的烟尘和污垢。这张脸似乎有点眼熟。
当他取出军刀时，一名旁观的乌兹别克战士咧嘴笑了。如果这个外国人想虐待一下这个受伤的俘虏，有什么不可以呢?马丁用刀割开了阿富汗人的右裤腿。
那块伤疤还在那里，缝了六针后有所缩小，那是十三年前苏军的弹片留给他的伤疤。平生第二次，麦克·马丁像消防员那样把伊兹玛特·汗一把提起，扛到肩上，朝前走去。在大门口，他看到一辆有联合国标记的白色陆虎越野车。
“这个人还活着，但受伤了，”他说，“他的头部受了重伤。”
把伊兹玛特·汗交给了联合国人员后，马丁便登上英国特别海勤团的那辆陆虎，返回巴格拉姆去了。
三天后，美国的一支巡逻队在马扎里沙里夫医院发现了这个阿富汗人，要求对他进行审问。他们用卡车把他拉到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美方的那一侧。两天后，阿富汗人在那里渐渐苏醒过来。这是一间临时牢房，他坐在冰冷的地上，戴着镣铐，但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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