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总有人想出售某些商品,而且愿意低价出售。而在某个地方,也总有人想购买这些商品,而且愿意高价购买。在两者之间,就是那个叫作海关的监管机构。费萨尔·本·萨利姆通过走私发了财。
旅途中,他看到了许多他喜欢的东西:漂亮的布匹和挂毯、古老的伊斯兰艺术品、珍贵的手稿和富丽堂皇的清真寺。他还看到了他鄙视的东西:富裕的西方人、在太阳底下被烤得发红的猪一般的脸、令人作呕的穿着比基尼的妇女、醉鬼,以及所有的不义之财。
他还发现,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从沙漠里滚滚流淌的石油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也崇尚西方的习俗,喝洋酒泡洋妞,因此他也鄙视他们。
二十年前,他四十五岁时,费萨尔·本·萨利姆身上发生了两件事。
当时,他已经积聚了足够的金钱,买下了一艘运输木材的独桅三角帆船。那是阿曼最好的工匠打造的,名为“珍珠”。他已经成了一名狂热的瓦哈比主义者。
当新的先知们起来响应穆杜迪和赛义德·库塔布的教导时,他们向异教和衰退势力宣布圣战,他加入了他们。当年轻人去阿富汗抗击信仰无神论的苏联人时,他祝福他们。当有人劫持客机撞向西方的摩天大楼时,他跪下来祈祷他们能真正进入真主的花园。
在世人面前,他保持做事认真、彬彬有礼、生活俭朴的形象,是珍珠号帆船虔诚的船长和船主。他装上货物,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航行。他从不制造麻烦,但一旦真正的教徒有求于他,不管是要救济金还是去避难,他都乐意相助。
他已经引起了西方情报机关的注意,因为在哈德拉茅被抓获的一名沙特“基地”组织成员在利雅德招供时,无意中说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本·拉登的绝密情报,有时候是口述给一名信使,该信使必须用心记住并做好被抓住之前自杀的准备;之后信使坐船离开阿拉伯半岛,他会在巴基斯坦西南方的俾路支沿海上岸,然后北上把口信带给居住在瓦济里斯坦某个洞穴里的本·拉登酋长。这艘船就是珍珠号。经巴基斯坦联合情报局的同意并在他们的协助下,英美情报机关没有拦截这艘船,而是严密监视着它。
费萨尔·本·萨利姆抵达了瓜达尔,满载着在迪拜的免税货栈里购买的家用电器。这些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和电视机,比自由港外的商店零售价要便宜很多。
回程他接了一单从巴基斯坦运送地毯到海湾去的业务。这些地毯是由童工用纤细的手指编织的,注定要被正在迪拜和卡塔尔附近海岛上建造豪华别墅的富裕西方人踩在脚下。
他认真倾听了那个小男孩带来的口信,点了点头。两个小时后,在他的货物没有惊动海关、安全地卸上岸以后,他把珍珠号留给他的阿曼水手照看,自己则信步穿过瓜达尔街巷,走向那座清真寺。
与巴基斯坦人打了多年交道之后,这位温文尔雅的阿拉伯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乌尔都语,他和那位伊玛目就用这种语言交谈起来。他品了几口茶,吃了几块甜饼,用一块小小的麻纱手绢擦了擦手指。他不时点点头,瞟一下那个阿富汗人。听到从囚车成功逃脱那里,他赞许地微笑起来。然后他开始用阿拉伯语说话:“你想离开巴基斯坦吗,兄弟?”
“这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马丁回答说,“这位伊玛目说得对。秘密警察会找到我,把我送回喀布尔的那些走狗手里。那我宁愿在此之前结束我的生命。”
“真遗憾,”卡塔尔人耳语着说,“你的这些遭遇……那么,如果我把你带到海湾国家去,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会努力寻找到真正的信徒,向他们贡献我的力量。”
“那又是什么呢?你能干什么呢?”
“我能战斗。我愿意为真主的圣战而牺牲。”
文质彬彬的卡塔尔船长想了一会儿。
“那批地毯将在黎明时装船。”他说,“这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要装在甲板下面,以免被浪花打湿。然后我将驾船离开,首先会贴着港口的防波堤尽头驶过。这时如果有人从堤岸跳上船,没人会注意到的。”
礼节性的互相致意之后,他离开了。黑暗中,马丁由那个男孩引领着到了码头。他在那里审视着珍珠号帆船,以便次日早上他能够认出它。
上午十一点不到,珍珠号从防波堤旁经过。船身与岸边距离八英尺,马丁经短距离助跑后纵身跳上了船。
那位阿曼水手在掌舵。费萨尔·本·萨利姆带着和善的微笑招呼了马丁。他给客人端来了淡水让他洗手,还拿来了从马斯喀特棕榈树上摘下来的美味枣子。
中午时分,年长的卡塔尔人在宽敞的舱口旁边铺上两片蒲席。两个男人并肩跪下来做午间的祈祷。对马丁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不是在人群中做祈祷。如果是一大群人,有一个音跑调会被其他人的声音淹没,但此时他必须说得一字不差。
当特工被派往国外去从事危险任务时,管理员会在国内焦急地等待着某种信号——他是否还活着,是否还是自由的,是否还在活动。这种信号可以是他本人发过来的,比如电话、在一份报刊上登载一条特定的信息、某面墙上的一个粉笔记号,或是通过事先约定的“死信箱”;也可以是没有直接接触、但一直在观察的盯梢人员报告回来。这种信号被称为“活着的信号”。经过几天的沉默,等待“活着的信号”的管理员开始变得十分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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