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军舰，”史蒂夫·希尔说，“每一个岛屿，每一座海岸炼油厂，每一个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海岸国家都要分担成本。而且也不是非要军舰不可。如果拦截船只时遭到火力攻击，那么‘鬼船’就暴露了，也许可从空中把它击沉，先生。”
马雷克·古米尼用手抹了一把额头。
“还有其他可能吗?”
“还有三号可能，”西摩尔说，“用船装运炸药对人群实施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很可能是挤满了度假者的一个海滨旅游胜地。这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想想一九一七年那艘军火船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内爆炸的惨案[26]吧。那次大爆炸把整个城市都从地图上抹去了。迄今为止，它依然是历史上最大的非核武器爆炸事件。”
会议结束后，马雷克·古米尼和史蒂夫·希尔走到了外面。
“我必须去汇报，史蒂夫，可我一点也不愿意这样做。”在停机坪上握手道别时，马雷克说，“顺便说一下，如果采取应对措施——我们肯定得采取某种措施，那么这事在媒体那边我们恐怕是瞒不住的。我们应该尽可能编造一个完美的故事，把那些家伙的注意力从马丁上校身上转移开。但是，如你所知，虽然我很欣赏他，可你必须接受现实。我的意思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美国空军少校拉里·杜瓦尔看了一眼在亚利桑那州的阳光照耀下的机群，惊奇地看到了正在等待着他的那架F—15E“战鹰”。每次看到自己的战机他都会惊奇。他已经驾驶F—15E型战斗机飞了十年，他觉得这是他最钟爱的机型。
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驾驶过F—111“土豚”和F—4G“野鼬鼠”。它们都是美国空军中很厉害的战斗机，但飞了二十年，成为一名王牌飞行员之后，战鹰仍是最适合他的战机。
那天，这架准备从卢克空军基地飞往华盛顿州的战斗机仍在进行保养检查。它静悄悄地蹲伏着，一大群穿着连体工装的男女工作人员在它那硕大的机身上爬来爬去，它没有表露出任何爱恨、喜怒或恐惧的情绪。拉里·杜瓦尔羡慕他的战鹰，尽管结构复杂，但它没有感情，永远不会害怕。
这架飞机刚刚在卢克空军基地完成了基本大修和地勤服务，根据规定，结束车间里的程序后，必须进行试飞。
所以战鹰在亚利桑那州清晨明媚的春光下等待着。战鹰机身长六十三英尺，高十八英尺，翼展四十英尺，空重四万磅，最大起飞重量是八万一千磅。拉里·杜瓦尔的火力控制员尼基·琼斯上尉走了过来，他刚刚完成了设备检查。在战鹰中，火力控制员坐在飞行员后面，他的周围是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航空器材。在长途飞行去麦科德空军基地之前，他必须对这些仪器进行测试检查。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把两位机组人员送到半英里之外的那架等待着的战斗机旁边。地勤人员工作出现疏漏的概率极低，但他们还是又用了十分钟做好起飞前的检查。
登上飞机后，他们扣上了安全带，向地勤人员最后点了一下头。地勤员爬下梯子，走到远处，让他们两人安静地待在飞机上。
拉里·杜瓦尔发动了两台功率强大的F100引擎，座舱罩咝咝响着归位，战鹰开始滑行。它在跑道前方转向上风向，暂停了一下，接到起飞的指令，蹲伏着作了最后一次制动测试。然后，三十英尺长的火苗从加力燃烧室的双尾管喷射出来。杜瓦尔少校加足了动力。
战机在跑道上狂奔了一英里之后，速度已经达到了一百八十五节，这时候，轮子离开了沥青路面，战鹰升空了。起落架收起来，翼襟翘起来，油门收小，发动机结束耗油的加力燃烧模式进入正常的动力模式。杜瓦尔把爬升速率设在每分钟五千英尺，在他的身后，火控员给了他目的地的罗盘方位。在三万英尺高度，在一片纯蓝的空中，战鹰放平了机身，把机首指向了西北方向的西雅图。在机肚下面，落基山脉覆盖着皑皑白雪，一路伴随他们。
在英国外交部，英国代表团及其随行顾问人员的最后准备工作几乎全部完成了，他们是去参加二○○七年四月份在美国举行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的。整个代表团将租用一架包机，从伦敦希思罗机场飞赴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在那里他们将受到美国国务卿的正式迎接。
美国之外的其余六个代表团，也将从他们各自的首都飞往肯尼迪机场。
所有的代表团成员都将留在距机场周边一英里的停机坪上，避开游行抗议的人群。美国总统不愿意看到他的客人遭到任何形式的尖叫侮辱和诘问指责。西雅图和热那亚会议的混乱场面再也不能重演了。
代表团从肯尼迪机场将沿一条空中走廊——一系列的直升机，被送到第二个完全封闭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轻松地步入会场，在豪华、隐蔽和全封闭的状态下参加持续五天的会议。这样安排很简单，没有漏洞。
“这种安排以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过的，现在想来，真的很完美。”一位英国外交官评论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更好的消息是，”一位年长的更有经验的同事咕哝着说，“鹰谷会议后，有好几年轮不到我们呢。先让其他国家去头痛安保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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