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特金盯着他，似乎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真想不到，”他喘着气说，“但一个老老实实的公民上哪里去搞到一颗炸弹呢?”
斯迈利警长摇了摇头。
“这年头，先生，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爱尔兰人，阿拉伯人，许多外国人，还有制作炸弹的书。与我们那个时代不同，现在，只要有一些合适的材料，几乎每个学过化学的中学六年级学生都能制作炸弹。嗯，晚安，纳特金先生。我不会再来打搅你了。”
第二天，纳特金来到市区的古塞特镜框商店，取回两周前存放在那里的照片。他曾经嘱咐店里为他保管好，换上一个新镜框，到时候他自己会来取。那天晚上，这张照片又被骄傲地摆放在了壁炉旁边的桌子上。
这是一张旧照片，上面有两个年轻人，穿着皇家陆军工程兵拆弹部队的制服。他们骑坐在一颗德国制造的“德国大兵”五吨重磅炸弹的壳体上。在他们面前的一块毯子上，摆放着几十个原来设在炸弹里组成六个单独反拆卸装置的零件;背景是一座村庄的教堂。其中一个年轻人有一张瘦瘦长长的脸，佩有少校的肩章;另一个圆圆胖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照片下面有一行字：“炸弹专家麦克·哈洛伦少校和塞缪尔·纳特金下士惠存，斯蒂普诺顿村全体村民衷心感谢你们，一九四三年七月。”
纳特金先生自豪地看着照片。然后他轻蔑地哼了一声。
“中学六年级学生，没错。”
谨慎的人
蒂莫西·汉森一生中遇到任何问题都能从容不迫地谨慎对待。他引以为豪的是，这种冷静分析继而作出最佳选择、最终不懈追求的习惯，使他在中年的时候就拥有了现在所享受的财富和地位。
一个清新的四月清晨，他站在德文郡大街一座房屋前最高的台阶上，考虑着自己的处境。这里是伦敦高级医疗中心。他身后两扇黑亮的大门先后慢慢地关上了。
顾问大夫是一位老朋友，多年以来一直是他的私人医生。即使是对陌生人，这位大夫也总是表现出莫大的关心和惋惜，而面对一位老朋友，他就更为难了。他那副表情，看起来比病人还要痛苦。
“蒂莫西，在我职业生涯中，我只告知过三次这样的消息。”他说道，一双干瘪的手放在X光片和病历卡的夹子上，“请你相信我，在一个医务工作者的人生中，这是最可怕的经历。”
汉森示意他完全相信他。
“假如你不是我所了解的那种人，我也许会对你说谎的。”医生说。
汉森感谢他的恭维和直率。
顾问医生亲自把他送到咨询室的门口。“如果有任何事情……我知道这是陈词滥调……但你明白我的意思……任何事情……”
汉森抓住医生的胳膊，对他的这位朋友报以微笑。这已经足够了，他所需要的也就是这些。
穿着白衣的接待员陪同他走到门外。汉森站在那里，深吸了一口凛冽的空气。昨晚的东北风把城里荡涤干净了。他站在台阶的顶部俯瞰街上那些朴素优雅的楼房。现在，它们大都是金融顾问办公室、高级律师事务所和私人诊所。
在人行道上，一位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子正轻快地朝马里波恩购物街走去。她看上去漂亮妩媚，双眸闪闪发光，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汉森遇上了她的目光，一时冲动，朝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她看上去吃了一惊，他们并不认识。她突然明白这是一种挑逗，而不是问候。她报以嫣然一笑，继续快步向前，屁股摇摆的幅度加大了。司机理查兹装作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他全看到了，还露出赞许的神情。理查兹正站在那辆劳斯莱斯轿车的后面等待着。
汉森走下台阶，理查兹拉开了车门。汉森钻进去，在温暖的车内放松下来。他脱去外衣，小心地折叠起来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又把黑礼帽放在衣服上面。理查兹坐到方向盘后面。
“去办公室，汉森先生?”司机问道。
“肯特。”汉森说。
劳斯莱斯银魂向南驶入大波特兰街，朝泰晤士河驶去。这时候，理查兹大胆地提了一个问题。
“心脏没什么事吧，先生?”
“没事，”汉森说，“还跳着呢。”
确实没什么问题，要说心脏的话，他简直健壮如牛。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来与司机谈论那些正在疯狂地、贪得无厌地吞噬着他肠子的癌细胞。劳斯莱斯汽车驶过皮卡迪利广场的爱神雕像，汇入到涌向干草市场的车流之中。
汉森靠向椅背，看着车顶的内饰。如果你刚刚被判了刑或双腿骨折被送去医院时，六个月的时间是漫长的，他心里想道。但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六个月，那就没那么长了，一点也不长。
医生说最后一个月他肯定得住院。当然，在身体变得非常糟糕时——肯定会的——还有镇痛剂。那些新药药效非常强……轿车左转开到西敏寺桥路，然后驶上桥头。隔着泰晤士河，汉森看着对面庞大的奶油色市政厅大楼在向他逼近。
他提醒自己，新的社会党政府实行了惩罚性的高额税收，但他的财富仍非同小可。他是伦敦稀有珍贵钱币经销商，事业有成，在同行中享有威望，而且他独立拥有那座钱币大楼，没有其他合伙人或合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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