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明天汽车能够修好，”我说，“如果是大毛病，也许我还得去附近的大城镇购买零件或者找一辆抢修车。”
想到修车费也许会增加我们这次战后短暂旅行的负担，我不禁担忧起来。
“最近的大城镇是哪里?”伯纳黛特一边舀汤一边问道。
我努力去回想汽车里的那份地图：“我想是贝尔热拉克。”
“有多远?”她问道。
“大概是六十公里。”我回答说。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又陷入沉默。这样过了足有一分钟时间，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句英语：“四十四。”
当时我们二人都在低头吃饭，伯纳黛特抬起头来看我，我的样子与她一样迷惑。我望向普雷斯夫人，她高兴地微笑，继续吃着饭。伯纳黛特冲着那位农夫微微点了点头。我转向他，他还在狼吞虎咽地喝汤吃面包。
“你说什么?”我问道。
他没有显露出听到了的样子，又喝了几口汤、吃了几块面包。过了一小会儿，他用非常清晰的英语说道：“四十四，到贝尔热拉克，四十四公里。”
他并没有看我们，只是继续吃东西。我看向对面的普雷斯夫人，她的脸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似乎在说：“哦，是的，我的丈夫有语言天赋。”我和伯纳黛特惊讶地放下了勺子。
“你会说英语?”我问农夫。
几秒钟过去了。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
“你是在英格兰出生的吗?”我问道。
更长时间的沉默，他没有作答。足足过去了五十秒钟。
“威尔士。”他说完，又将一块面包放进嘴里。
在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不加快对话的速度，那么读者是会感到厌烦的。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之间缓慢的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完成，因为我的提问和他的回答之间总有一个漫长的间隔。
起初，我还以为他听力不好。其实不然，他能够清楚地听到。然后我想，他也许是一个谨小慎微、生性多疑的人，要仔细考虑他回答的含义，如同一名棋手，每走一步都要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其实不然。事情很简单，他完全没有心计，是那种思维迟缓的人。他要消化一个问题，琢磨出它的意思，构思一个答案，再把它表达出来。这样一圈下来，几十秒，甚至整整一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也许，我本不该有浓厚的兴趣去耐心地与他长谈近两个小时，但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英国威尔士人会在法国内地这样偏僻的乡村当农民。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原因展现了出来。这个故事如此令人着迷，把我和伯纳黛特都吸引住了。
他的姓氏不是普雷斯，而是普赖斯，按法语的发音是普雷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赖斯，出生在英国威尔士南部的朗达山谷。差不多四十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威尔士军团的一名二等兵。
当时，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他身负重伤，在一家英军医院里躺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政府宣布停战了。当英军返回家园的时候，他由于伤势太重无法动身，于是被转移到一家法国的医院。
在这里，他得到一位年轻护士的悉心护理，当他因为伤痛而卧床不起，这位姑娘爱上了他。他们结了婚，来到法国南方的多尔多涅，在她父母的小农场里安顿了下来。他再也没有回过威尔士。岳父岳母去世后，他妻子作为唯一的子女，继承了这个农场，也就是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
在这个如此缓慢的叙述过程中，普赖斯夫人一直坐在这里倾听着。每当偶尔听懂一两个词语时，她便会绽出快乐的微笑。我努力想象她在一九一八年时的模样：身材苗条，像一只快活伶俐的麻雀，一双深色的眼睛，干净整洁，干起活来十分欢快。
这位法国小护士在佛兰德地区的传染病医院里，悉心照料这个巨大、无助、头脑简单而又发育过度的大孩子，并最终爱上了他。这个形象深深打动了伯纳黛特，她俯身向前，碰了一下普赖斯的胳膊。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普赖斯先生。”她说。
他没有表露出任何情致。
“我们来自爱尔兰。”我说，像是在提供一些信息作为回报。
当他妻子为他盛上第三份浓汤的时候，他依然沉默无语。
“你去过爱尔兰吗?”伯纳黛特问道。
又过了几秒钟。他咕哝着点了点头。我和伯纳黛特惊喜地互相对视了一下。
“你是在那里工作吗?”
“不是。”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
“你在那里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兵。”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伍的。他入伍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是一九一七年被派去佛兰德地区的。此前，他在英国陆军的爱尔兰警备司令部。
伯纳黛特微微打了个寒战。她来自一个狂热的共和党家庭。也许我本不该去理会，不该去进一步探究。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继续问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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