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死的?”
“有可能。”麦卡锡说。市殡仪馆接到的运送尸体工作通常都是在市内。送葬灵车停在了屏障外面，在法医的监护下，两名工作人员抬起依然侧卧的僵硬尸体，把它放到一个尸架上，盖上一条大毯子，抬到殡仪车上。他们让教授跟在后面，驱车去斯托尔大街的停尸所。汉利走到技术科的指纹检查员身旁。
“发现什么没有?”他问道。
那人耸耸肩：“这里全是砖头瓦块，连一块干净的表面都没有。”
“你呢?”汉利又问该科的摄影师。
“我还得等一会儿，长官。我要等到他们把地面清理干净，才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照的。如果他们搞不完，那我就得等到晚上了。”
承包商的工头漫步走了过来。按照汉利的建议，他被留下来，这样万一出现废墟倒塌险情时，他可以做个技术指导。他露出了微笑。
“你们活儿干得真不赖，”他用浓重的都柏林口音说，“这里几乎没我们工人什么事了。”
汉利朝街道那边比画了一下，那里有一大堆从房子上拆下来的砖瓦木头。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那些东西搬走。我们都检查过了。”他说。
暮色渐浓，工头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他说，“我们可以把大部分搬走。房子剩下的部分我们明天上午开始可以吗?老板要求先完成停车场的工程并把它用栅栏围起来。”
“明天上午九点钟与我联系。我会告诉你的。”他说。
离开之前，他把统筹一切工作的首席侦缉督察叫过来。
“手提灯会送过来的，”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地板层，检查地上是否有曾经再次施工的痕迹。”
侦缉督察点点头。“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这么一个隐藏的地方，”他说，“但我会继续留意观察，直至这里清理完毕。”
回到局里后，汉利首先检查了个人相关物品，这也许可以了解拘留室里那个老头的身份。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那些上午由法警从房子里搬出来、装上汽车并经过清理的物品。他仔细阅读每一份材料，用放大镜去看那些老旧和褪色的文字。
其中有一份出生证明，记录着老头的名字、他的出生地都柏林，还有他的年龄——他生于一九一一年。有一些旧信件，但寄信人对汉利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信大都是很久前寄来的，看不出与本案有什么关系。但有两件物品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是张褪了色的照片，已经斑驳起皱了。照片装在一个廉价的相框里，但外面没有玻璃，上面是一名战士，看上去穿着英国陆军制服，面对照相机露出不太自信的微笑。汉利看出那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挽着他胳膊的是一个年轻丰满的女子，她的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她穿的不是结婚礼服，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那种垫肩的素色两件套西服。
另一个是雪茄盒，里面还有一些信件，也都与案子无关。三枚勋章丝带用别针固定在小棍上，还有一本英国陆军部队的存款簿。汉利伸手去拿电话。时间已经是五点二十分了，但他想试试运气。他确实很幸运，英国武官还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办公室里。汉利解释了自己的问题。英国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会尽量帮忙的。当然，这是非正式的;正式的要求必须通过多个渠道。爱尔兰警方与英国之间的任何正式交流，都免不了要通过层层手续。如果是非正式的询问，双方的沟通就能更密切，两边都省去了不少虚文。道金斯少校答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绕些弯路，去一趟警察局。
夜幕早就降临了，两个外出跑腿的警长有一个回来报到了。他是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现在，他坐在汉利办公桌的对面，打开笔记本念了起来。
注册记录显示，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买下的，原业主已经去世。当初他花四百英镑买下该房产，是自由产权，没有抵押凭证，说明他当时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地税清单表明，自那天起，该房屋就归这位赫伯特·詹姆斯·拉金所有，并一直由赫伯特·詹姆斯·拉金先生和维奥莱特·拉金夫人居住。记录上没有显示他老婆去世或离开，但地税清单是不会显示住户变化的——即使是一部分住户，除非是接到后继住户的书面通知，但这房子没有后继住户。海关一直查询至一九五四年的死亡证书，也没发现任何与名叫“维奥莱特·拉金夫人”的人有关的死亡线索。那个地址也没有任何人死亡的记录。
卫生和福利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津贴补助的申请。退休前，他显然是个仓库保管员和守夜人。还有一点，警长说，他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个人所得税报表上面，有一个他之前在英国北伦敦的地址。
汉利翻开书桌上的陆军部队存款单。
“也就是说，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过。”警长说。
“这不奇怪，”汉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万名爱尔兰人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拉金看来是其中之一。”
“也许他老婆是英国人。他在一九五四年带着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到了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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