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区的神父大致肯定了莫兰太太的回忆。拉金夫人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经常去教堂，并定期作忏悔。一九六三年八月，她离家出走了。人们大都认为，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伯恩神父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只能说，他并不怀疑她离家出走。他曾经好几次走访过这所房子，但拉金不信教，拒绝所有精神上的安慰。他曾称他那离家出走的老婆是个娼妇。
“这些都符合，”汉利沉思着，“她或许是想离开他，当他发现后，他对她下手狠了点。天知道呢，这种事发生得够多了。”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一个本地人，经常去本地的酒吧。拉金夫人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去喝一杯，有一年夏天，她甚至还当过吧女。但她丈夫很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很多，快乐活泼，遇上别人调情也不抗拒。
“长得怎么样?”汉利问道。
“矮个儿，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身材丰满，圆溜溜的，深色的卷发，喜欢笑，胸很大。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旧式酒桶里把淡啤酒泵出来时，那模样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拉金发现这个情况后气急败坏，他冲进来把她拉回家去了。不久，她就离他而去，或者说消失了。”
汉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把一只手搭在这位年轻警长的肩上。
“现在很晚了，你回家去吧。明天早上把这些都写下来。”
夜晚，汉利的最后一位访客是侦缉督察，这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
“清理完了，”他告诉汉利，“最后一块砖头也清走了，但有用的线索一点也没发现。”
“那就要靠那个可怜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了，”汉利说，“或者靠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督察问道。
“还没有，”汉利说，“但他会说的。他们最后都会说的。”
侦缉督察回家去了。汉利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今晚在局里过夜。刚过午夜时，他来到了楼下的囚室。老头醒着，坐在床边，一双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汉利朝着陪同他的警官扬了扬脑袋，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审讯室。那位警察坐到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利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了警告：“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然后，他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
“十五年了，拉金先生。与那样的东西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对吧?邻居们都记得，神父也记得，甚至连邮递员都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老头抬起眼皮，迎接汉利的盯视，然后低头去看桌子。他什么也没说。汉利坚持询问下去，直到天快亮。拉金似乎并不疲惫，虽然角落里的那个警察已经哈欠连天。拉金当过多年的守夜人，汉利想起来，他很可能在夜晚比在白天更有精神。
一抹灰色的亮光从结霜的审讯室窗玻璃透了进来。最后，他站了起来。
“随你便吧，”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妻子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十五年后，从墙壁后面的墓穴里说话。但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对法医说话的。她会说的。在解剖室里，她会告诉他，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何时发生的，乃至是为什么而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到时我就要起诉你了。”
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但他还是被老头的沉默给激怒了。不是因为他说得少，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去迎视汉利。那是什么眼神?汉利问自己。惊恐?害怕他汉利?悔恨?嘲讽?不，不是嘲讽。这家伙马上就要完蛋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只大手摸了一下脸上的胡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则被押回拘禁室。
汉利在椅子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后仰，两腿伸直，鼾声大作。八点钟，他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刮了胡子。两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上班时看到他八点半就到了，大为吃惊，赶紧小心翼翼地去忙自己的事。九点钟，他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九点三十分，梅奥路承包商的工头打来电话。汉利考虑着他的要求。
“好吧，”他最后说，“你们可以把那里围起来浇筑混凝土了。”
二十分钟后，麦卡锡教授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他欢快地说，“皮肤已经软化，可以动刀解剖了。我们正在排水干燥，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份报告?”汉利问道。
“要看你指的是什么，”电话里的那个声音说，“正式报告要两三天时间。非正式的话，午饭后我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亡原因。我们已经确认了脖子周围的勒痕，是长统袜，就像我昨天猜的那样。”
这位法医答应，两点半时从一英里远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到汉利的办公室来。
上午没什么人打扰，只有道金斯少校中午打来电话。
“运气不错，”他说，“在陆军部的档案室找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给了我优先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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