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会有二十年。”麦卡锡平静地说，“那具尸体根本不可能活过一九四五年。内脏的检验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可以对袜子进行分析，还有报纸，但如你所说，那两件物品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旧物，可是头发、指甲和内脏器官，这些是不会搞错的。”
汉利感觉像是大白天在做噩梦。在一九五一年英式橄榄球三连冠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他使出浑身力量突破英格兰队的后卫，向着球门线冲去。就在他快要抵达时，球从他手中滑落了。他奋力去抓，但没能抓住……他回过神来。
“除了年份，还有什么?”他问道，“这个女人矮矮的，大约五英尺三英寸?”
麦卡锡摇了摇头：“对不起，即使在一道砖墙后面过了三十五年，骨头也是不会改变长度的。她的个头在五英尺十英寸到十一英寸之间，瘦瘦高高的。”
“黑色卷发?”汉利问道。
“直发，姜色的，依然长在头上。”
“她死去的时候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
“不，”麦卡锡说，“她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生过孩子，是两个，我敢说，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做过引产手术。”
“你的意思是说，”汉利问道，“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一直坐在客厅里，与被砌在墙里的一具尸体只相距六英尺，直至维奥莱特·拉金出走，拉金独自度过最后的十五年?”
“肯定是的，”麦卡锡说，“在那样温暖的环境下，一具尸体很快就会干化。干化状态的尸体是不会散发异味的。假定她确实如我所认为的，在一九四三年被害，到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尸体早就与我们昨天发现她时完全一样了。那么，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的那位拉金在什么地方?”
“在西里西亚的一个战俘营里。”汉利说。
“那样的话，”教授边说边站了起来，“他没有杀死这个女人，也没有把她砌在壁炉旁边的墙里面。那么，谁干的?”
汉利抓起内线电话拨通刑侦队，接听的是年轻的警长。
“一九五四年以前，”他故意问道，“梅奥路三十八号那个死掉的房主和住户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长官。”年轻人回答。
“他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
“我没有记录下来，长官。但我记得以前的住户在那里居住了三十年。他是一个鳏夫。”
“他当然是鳏夫了，”汉利厉声说，“他叫什么名字?”
一阵停顿。“我根本没有想到去问名字，长官。”
两个小时后，老头被释放了，他是从后门离开的，以防前面的门厅里有记者守候。这一次，没有警车，也没有陪同。他口袋里揣着一份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话也没说，拖着脚步走过人行道，走进钻石小区内的街道。
在梅奥路，环形栅栏的那个缺口——也就是原先房子所占的地方——已经合拢了，把整个停车场都围了起来。在这个范围内，原先房子和花园所在的位置，已被浇上一层平整的混凝土，等待着最后的干燥。渐浓的暮色中，那位工头和两名工人一起，在混凝土地面上走来走去。
工头不时地用钉有铁掌的靴子后跟跺着地面。
“肯定已经干了，”他说，“老板让今晚搞完，铺上沥青。”
在路对面的废墟里，有一堆篝火在燃烧着，最后一批栏杆、楼梯、屋架、天花板、橱柜、窗框、房门、残余的栅栏、旧茅坑和鸡窝，都被扔进了火堆里。但即使在火光下，工人也都没有注意到在栅栏外面凝视他们的那个老头的身影。
工头巡视完这片新浇筑的长方形混凝土地面，走到另一头去，到了原本是后栅栏的地方。他低头去看脚下。
“这是什么?”他问道，“这不是新的，这是旧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块六英尺乘两英尺的混凝土板。
“这儿以前是鸡窝。”一个工人回答说，上午是他在手工浇筑混凝土。
“你没有在这上面浇上新的混凝土?”工头问道。
“我没有。再浇上去会使这块地方升高。如果我浇了，铺上沥青后，这里会鼓起一个大包的。”
“如果这里发生地面塌陷，老板就会让我们返工，而且要承担损失。”工头阴沉地说。他走过去几步，拿来一根沉重的铁棍。他把棍子高高举过头顶，向那块旧混凝土板重重地砸下去。铁棍弹了回来，工头哼了一声。
“好吧，是够结实的。”他承认说。他转向等待着的推土机，招了招手：“把这里填上，迈克尔。”
推土机的推铲降下来，挪到了冒着热气的沥青堆后，开始向这座发烫的小山推去。沥青堆就像一团又湿又软的糖浆，流向已经浇筑了混凝土的长方形地面。几分钟后，这块地面就已经由灰色变成黑色。随后，沥青被摊铺平整，等待推土机后面的压路机完成最后的工作。天空最后一抹亮光消失时，工人们纷纷回家去了，停车场工程终于完工了。
栅栏外面，老头转身拖着脚步走开了。他没有说话，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第一次露出微笑，这是一抹悠长、愉悦的微笑，是彻底轻松和宽慰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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