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拿起第一本弗洛伊德的书开始，我就从中得知人类的行为既出自本性也出自某种动机。虽然弗洛伊德显得偏激，但是他成功地展示了人类未被发掘的意识形态：潜意识。我们的意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强大，它一旦破碎就难以复原。不同的心态、不同的精神状况决定了你的意识是否会分裂。我的启蒙心理老师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变态的，都有变态的一面，大多数人都可以转变回来，而少数人则在变态的状态里出不来了。这就是正常人跟非正常人的最大区别。”
对于江瀚而言，这种极端的转换并非不可能。他之前的意识破裂，即精神分裂，通过医院的治疗已经恢复了，但是也有可能出现相互无意识的人格转换。毕竟心理学是新型学科，存在着很多未知的可能性。
看着痛苦的流浪汉在地上挣扎了一会，我就像所有冷漠的人一样默默地走开了。因为我深知即使我帮得了他一时也改变不了他的一生，我能给他的只是少得可怜的金钱。如果他要生存，则需要本领和机遇。这些我给不了。如同人们形容这个社会生病了一样，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不是医生，不懂治疗。我只是一个学者，能改变一些现状，但却改变不了现实。到头来我只能为自己的无能莫名地生气。人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
打开家门，走到酒柜前，拿出上次喝剩的威士忌，取出酒杯，倒上满满的一杯，一饮而尽。火辣燃烧的感觉直窜胸口。
从发现罗琳尸体到现在才过了两天，又有一名相关人员死亡。如果失火不是意外，那么到现在能确定的凶手就只有江瀚。还有一个悬念我们迟迟没有解决，那就是还没找到江瀚的监护人苏慧珍。时间拖得越长，苏慧珍的生命就越危险。无论江瀚是不是凶手，发现她的尸体都是迟早的事情。想到这，我又倒了一杯威士忌，一口气喝光，然后大喊了一声：“畜生!”
我走进房间打开麦博音响，从桌面拿起江瀚的资料又看了看，里面根本没什么有用的信息，只有进精神病院前法医对他做的体检报告，当时的法医还不是张帆，是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老头。那时候对法医的要求并没有现在高，所以有关精神病的验证都写得十分简单，里面既没有提精神分裂的类型，也分不清是人格分裂还是精神分裂，更没提及他有没有强迫的症状或偏执的人格，只是写道：“偶尔出现幻觉、恐惧与愤怒等。”当时我国的心理学研究还很落后。
或许我应该找到老法医问问当时的情况，但是事情过了那么久，他究竟能记得多少呢?不管了，先让书琴查查老法医的联系方式，警察局一般都有记录。不过，一想起书琴就想到了昨晚看到的混账报道。今天由于凌晨发生皮诺克“意外”失火，报纸的事情早就被我抛在脑后了。回想起来，老李也没提起过，估计他要么没看，要么由于突然发生火灾把一切秩序都搞乱了。
我拿起电话又放下，然后又拿起，这样重复了好几次，到底应不应该打给书琴呢?其实打给张帆也行，但是我又想跟书琴谈谈。今天早上没有看到她，难道她在忙别的事情?种种疑问真让人烦躁。
索性我又接着看江瀚的档案，把案发时的照片以及罗琳的资料全部都取了出来，用磁铁把资料固定在旁边的白板上，所有信息一目了然。这几天我一直想要这样整理案件的资料，用笔把有用的信息画出来备注清楚，以便思考。
喝了几口酒后，我浑身发热。少量饮酒能够刺激神经中枢，引起兴奋之感。它能使我产生对线索的灵感。我先把江瀚的资料贴在白板左边，然后将资料中重要的字句抄写在白板上，我在江瀚的照片下写着：“偏执型精神分裂，曾出现人格分裂的特征。”当然这是王医生当时告诉我们的。然后将他以前住处的照片固定在左下方，右边画一个圈表示现在的住所——我还没有拿到照片，可能晚上再去警察局拿，顺便约书琴吃晚饭，还能把老法医的电话拿到，真是一举三得啊。
然后继续把当年案发的照片摆在江瀚住所的下面，注明：“勒死妻子，手法残忍，神志不清，无法分辨人格从属。”
当我还在认真观察相片中的细节时，手机突然响起来。
“你好。”我先发话。
“靳博士，是我，陈书琴。”她的声音很容易分辨，但是这次她显得很客气。
“我知道，有什么事吗?”我正准备打给她，她却打过来了。
“局长叫我打给你，问你明天有没有事情要处理?”
“怎么了，他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吗?”
“他叫我问问你，明天要去精神病院进行系列调查，你要去吗?”
“不了，你告诉他，该了解的我都了解了，我不擅长大海捞针的战术。明天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但是我会不断分析案情的。”我的语气有点像在赌气，因为在江瀚的问题上老李并没有完全信任我。
“好，知道了。”书琴知趣地答道。
“还有……”我叫住她以免她挂了电话。
“什么事?”她有些好奇。
“你能帮我找到以前那位老法医的电话吗?就是张帆医生的前一任法医。我忘了他具体叫什么名字。”本来想约她吃饭，但是她以那么正式的口吻讲电话，我猜老李就在她身边，所以我决定晚点再联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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