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想问问你对江瀚杀死罗琳的动机有什么意见而已。”我换了种语气以缓和彼此的情绪。经过这几天高强度的调查,我们都已经进入心理上的疲劳期,如果大家情绪都不好,很容易引起冲突。
“我怎么看待罗琳的死?”老李反问了一句。
“嗯。”
“要么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精神病患者病发把身边的人杀了。假设江瀚是正常人,而罗琳知道当年他假装患病,于是江瀚生怕罗琳拿出什么证据来重新指证他,就把她杀了。”老李严肃地说。
“你的意思是江瀚为了逃避杀害老婆的死罪而选择装疯卖傻来掩饰一切?”老实说,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
“杀人要偿命,如果是我,也许我也会选择装疯卖傻来逃避惩罚。”
“但是我询问方法医时,方法医并没有说他有任何可疑之处,他是真的有精神病。”
“那只能回到第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因精神失常而杀人。”透过电话我听到老李跟身边的人嘀咕了几句。
“这样吧,你先忙。我今晚回警察局再跟你商量。”
“那好,想到什么有用的线索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嗯,电话联系。”说完我准备挂掉电话。
“喂?喂?喂?”此时老李在电话那头呼喊。
“怎么了?”我重新将手机放到耳边。
“市长让我告诉你,有空时到他办公室去。”
“什么意思?今天?”我问道。
“他没有说具体时间。应该是关于案子的事情,他可能希望你当面跟他交代一下吧。”
“好吧,我会跟他联系的。”我说道。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却一点底也没有。我跟市长一点也不熟悉,在从前办案时有过一面之缘,充其量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信息的泛泛之交。不过这起案件跟他有直接关联,见面谈话也是必然的事。我一直没有主动找他,因为我只是一个顾问,不想充当大牌侦探。
既然他这么说了,我就应该去见他一面。
继续翻翻自己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平时忽然想到的想法。关于罗琳的指甲是否存在异物,张法医还没有给我回复。最近接二连三地出现被害者,想必他很忙,我没有必要特意催促他,今晚回局里的时候顺便一提就可以了。
打开抽屉,我把江瀚和罗琳的资料再翻看一遍,将白板上的资料也整理规划一遍。我再次整理思绪:冬至日谋杀案……市长的女儿……将尸体放在警察局门口……
这几个方面都说明凶手明目张胆地进行了杀人计划。可以肯定地说,凶手是故意杀死罗琳给我们看的。他为什么要杀罗琳——市长的女儿、媒体界的精英?只是因为他心理变态吗?从这里我联想到纵火案中已经葬身火海的陈龙。
我走进书房,面对宜家家居白色书柜。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书柜时就很喜欢,白色钢琴烤漆显得高贵而特别,我等了好几个月直到打折才舍得买下。至今已使用了七八个年头,尽管我很用心保养,但它的表面还是慢慢发黄,跟南方潮湿的空气不无关系。打开书柜,我翻查了几本有关纵火犯罪的心理学书籍。
虽然我读过书柜中大部分的书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有关细节方面的知识渐渐遗忘。这是我在这面积有限的公寓里设置一间书房的原因。实际上我很多工作都在卧室完成,不过当我要查阅资料时,仍然需要这块静地来阅读和复习。与其说这是书房,不如说这是我的私人资料室。
找到上次调查时曾翻阅的一本有关纵火犯的书籍。看了一会才发现自己遗漏了很多有关纵火犯的知识,比如连贯纵火犯人,他们都具有独特的心理特征。一般犯人都是男性,精神压力较大,在与人交往方面有障碍。他们的内心都渴望权力,喜欢被注意,喜欢刺激。我认为他们有些人之所以纵火,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改善些什么。火会烧光所有不好的东西,也许是除了枪炮之外最好的武器。
我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将有用的信息记录下来。由于现在手头上没有陈龙的验尸报告,所以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最近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在医院被烧死的人是陈龙本人吗?这个案子是否还涉及更多的人?如果医院没有陈龙的医疗记录,那就很难通过烧焦的尸体辨认死者的身份。这是一个大胆得甚至有些疯狂的想法,我并不把它当作主线,因为皮诺克精神病院除了陈龙外并没有其他患者伤亡或失踪。今天晚上我也会询问张法医尸体的身份。
我拿起电话打给外卖餐厅。外卖送来时,我还在看有关纵火心理学的书籍。有时看得入神我就把许多要忙的事情都忘记了,甚至忘了饥饿。
拿过外卖后,我再次想起苏慧珍以及老李刚才说的话。既然苏慧珍这段时期经常和江瀚接触,她必定对江瀚有所了解,那么她丈夫也应该会间接了解江瀚。不过问题是,由于某种社会因素,夫妻之间即使共同生活也很少会提及自己对异性的认知和看法,因为这样会让对方觉得自己在炫耀。这跟恋爱期间相互避免提及异性朋友有关,如果当时彼此就开始无话不谈,或许后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无话不说的毕竟只是少数。在我们的社会体系中,夫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因此最近几年的离婚率大幅上升。几年前我还曾到耶鲁大学学习有关夫妻交流的心理学课程,希望为改善当今社会日益紧张的夫妻关系尽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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