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一系列疑问，我再次审视白板，试图分析受害者之间的联系。首先，罗琳、陈龙、苏慧珍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认识江瀚——警方确认的头号嫌疑人;其次，陈龙和苏慧珍也可能认识，罗琳为了采访也应该跟他们有过一面之缘。但他们的联系不够紧密，是否存在隐藏的第四人，即他们之间的新联系者?但这只是假设。
从受害地点来看，罗琳的尸体被有意抛在警察局门口，也就是市中心的位置;陈龙在皮诺克精神病院活活烧死;苏慧珍则被抛弃在城郊的废车场。此外，可以确定罗琳和陈龙死后都在一天之内被发现，唯独苏慧珍整整过了三四天的时间。而且如果不是路人经过，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发现苏慧珍的尸体。奇怪之处在于，如果不想让我们知道苏慧珍受害，完全可以将尸体抛入江中，那样或许连找到的机会都没有。难道凶手想让我们找到苏慧珍的尸体，只是不那么快找到?
关于发现的时间，我已经进行了多次思考。凶手也许想迷惑警方，想让别人都认为陈龙死在苏慧珍之前。如果陈龙的死亡时间在苏慧珍之后，那么陈龙被杀很有可能是计划之外的事。
我走到白板前面，查看着陈龙的相关信息。验尸报告中并没有多少有用的地方，其中有用的判断就是确认死者是陈龙本人，还推断凶手在死者和周围的物品上洒了强烈的添加剂，虽然我搞不懂是什么，但可以确定凶手有意将尸体和周围的东西都烧毁。我看了看尸体的照片，已经烧得人形都难以辨认了。
烦琐的问题让我脑袋发涨，干脆将音乐声响开到最大，躺在床上拿起手机，想着是否应该再给陈书琴发条信息。除了林嘉文之外，我很少会对一个女孩产生如此纠结的心理。听着歌曲，我的心情稍微好转。或许这样也好，不用刻意解释什么。在处理案件期间，我不希望再为感情烦恼，应该把精力放在侦破案件上面。
冬至日之后，气温一天天下降，整个城市的气温开始接近真正的冬季。我有点想家，想着这段时间都没有和家里人联系，但是报道都在说我办案的事情，如果贸然回家，按照老妈的性格一定会担心，或者问东问西，这样只会让自己更烦恼。同时，我也不喜欢将工作的事情带回家，怕影响到家里人，毕竟他们年纪都大了，应该更释怀些，才能长寿。想到这里，我还是放下了手中准备拨打的手机。
我的公寓虽然不在市中心，但是附近一带多数都是住宅区，很多大型超市开始纷纷入驻。我从家里只要步行十分钟就能找到购物商场。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房屋，清点需要购买的物品，在记事本上列出了清单，然后离开家门。
除了节假日之外，超市里并没有多少人;即使是在买菜做饭的时间，肉菜区也几乎见不到什么人。其实很少人在超市里买菜，当地居民基本都去传统的街道市场买菜，一方面是因为选择更丰富、价格便宜，另一方面是市井文化的延续。在懂得所谓“三七”法则之前，我一直怀疑超市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得以生存。“三七”法则是IT行业的常用术语，指在所有产品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盈利，其余百分之七十的产品属于充数。实际上其他行业也同样如此。
在超市逛了一圈，我基本上已经把清单上的东西都买好了，顺便把午饭也解决了。超市里有熟食和其他快餐，还有固定的就餐地点。
回家的路上，我看见许多小贩聚集在红绿灯的路口，之前我并不知道他们为何总聚集在那，后来看见城管来巡查，我才恍然大悟。只要发现城管出现，他们就很自然地推起车准备过马路的样子。如果城管过来询问，他们就借口说自己只是在等红灯。这个现象由来已久，他们作为弱势群体，生存在这个城市管理中的灰色地带。摆摊贩卖是他们生存的手段，可每天还得和城管斡旋。据国外某媒体解释，城管的主要任务就是驱赶街头无照商贩，检查各类许可证。可是如果他们有能力租店铺办营业执照，还用得着出来做小贩吗?这已慢慢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已经见怪不怪。
一位卖破烂的大爷骑着自行车，在上坡路上艰辛地蹬着踏板，身后是又重又大的垃圾包裹。旁边是名贵的轿车，这样的对照停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上。此情此景，令人心酸。
我不禁反问自己，是这个世界太现实，还是自己在慢慢变得现实?至少我还会停下脚步看一看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选择视而不见。像这桩案件，一个人会为了什么而杀害多条性命?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有能力犯下的滔天罪行吗?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缺乏同情心的终极体现就是谋杀。但是反观这个社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酒吧流连忘返，并不是为了放松而是放纵。有些人可能人前一副偶像的范儿，风光无限，而背后却是一个堕落多年的瘾君子。这种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反映出社会的病态。我不是不喜欢酒吧，只不过跟昨晚去的不在同一个世界而已。
人们视感情为儿戏，在欲望和道德的底线徘徊，这让爱情慢慢退出生活的舞台。年轻的女性为了填补空虚、满足虚荣心，更换伴侣如换衣服。她们是否想过，那些男人对待她们也只是在发泄欲望?各取所需的态度正好反映了这个社会病得不轻。
我突然想起要去拜访市长，于是先给他打个电话，他表示随时可以找他。我开车到市政府办公大楼。朴素的办公环境让我印象深刻。我敲了敲门，罗市长示意“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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