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队听了，脸色就变了，忽地站起来，冲着钟大队手一挥：“行了行了!姓钟的，你少废话了，昨天早上新来实习的那小伙，你给他说的那话，我真应该拿个录音机给你录下来，你冠冕堂皇地不是对人家说了吗——做刑警，就是要让每一个违反了法律的都绳之以法，让每一个守法的人，都不被罪犯们伤害到。反正，这案子有我何俊伦在的一天，我就要查到底。”
钟大队脸色难看起来，狠狠地吸了几口烟，然后站起来往门口走，临到门口了扭过头来，对着何队和黑猫说：“还有个事忘记给你们说了，明天去云南抓毒贩刘伟明，分局派了我们三个过去，你俩今晚准备下，这趟差有点危险，明早我们就出发，火龙城这案子就给小马他们弄了。”
钟大队又对着我点了点头，说：“邵波，你陪何队他们好好吃，老哥我有点不舒服，先走了。”说完钟大队一转身，往包房外走去。
看着钟大队往外去了，何队还是呼呼地生着气，自言自语一般说：“行!行!我何俊伦就是这么不懂变通，就是这么不会来事!明天去云南，等到我们从云南回来，这案子早到档案库了!”
黑猫安慰道：“何队，钟大队也是有苦衷的啊!上头对这案子的意思，全局里都知道。”
何队说：“有苦衷?有苦衷就不要穿这套警服!”
说完一扭头，对我说：“邵波，今晚咱好好来一口，反正老哥我认死理，我不懂变通，今晚咱就好好变通一次，不喝醉就不走。”
第34节
那晚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钟大队和何队。写这个文字，虽然上了一些色彩，但每次打到“钟大队”和“何队”这几个字时，心里还是隐隐地难受。这个世界对英雄是如何定义，没有权威的条文，就算有，我也并不知晓。但在我脑海里，浩气长存的，却永远是钟大队和何队。
钟大队一米八五，脸上坑坑洼洼，但仪表依然堂堂。回忆中，他昂首挺胸的模样，大踏步的步子，始终让我觉得，我只是他身后的小跟班。钟大队以前是邮电局保卫科的，30出头时调到市局，进了刑警队，从一个普通的小刑警，一直干到刑警队大队长。某市连坏抢劫杀人案的凶手刘大彪，就是他一个人徒手擒拿的。钟大队离开这个世界时，才41岁，从警刚好十年。
何队一米七六，戴个眼镜，瘦瘦高高，篮球打得很棒。从民警做起，一直做到副大队长，在副职上一干就是7年。工作任劳任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金色盾牌，就算哪天死了，也终归坦荡过了。”
两人的尸体是在云南火化的，黑猫和后来赶过去的一位副局，坐着火车，捧回两个骨灰盒。灵堂设在分局院里，所以我只能远远地瞻仰。我想象不出那么两个活生生的、大块头的汉子，那么小小的两个盒子怎么能够盛下。
那趟云南之行，抓捕毒贩刘伟明，非常顺利。盯梢两天，确定了大毒贩的位置，协同当地公安，一网打尽。三人很是开心，开着车，带着唯一一个需要回某城结案的犯人，往回开。
还没出昆明市，路边就遇到一起首饰店的劫案。钟大队和何队要黑猫在车里看着犯人，他俩拔出枪，下车冲入了现场。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何队是被一枪打中了头部，子弹从左眼穿了进去，后脑出来，遗物里那副黑边的眼镜，镜片是碎的，沾满了血。
钟大队是被那六个劫匪活活打死的，大腿和右手各中了一枪，然后劫匪把钟大队拖进他们劫持了人质，和警方对峙的现场。劫匪对着外围的公安穷凶极恶地吼着：“不答应我们条件，我们就宰了这个干部。”
话音没落，就听见钟大队大吼道：“直接冲进来干死他们就是了，人质已经死了，就我一个，你们不用管。”
警方冲入现场看到钟大队时，只能依稀分辨出血泊中的那一身警服，钟大队鼻扎、耳朵、嘴里，都是血，送到医院抢救，却早已停止了呼吸。在场的包括云南公安厅的某些领导，全部都摘下大盖帽，对着钟大队的尸体敬礼。
两人走的时候，钟大队是二级警督，工资三百二十七;何队是一级警督，工资三百八(何队工龄长)。那时候猪肉三块一斤，孩子的学杂费四十几块一学期。在外面下趟馆子。有个五六十，可以吃个大饱饭。两人被追封为烈士，家属一人体恤了三千五百块钱，和一个材质不过是个铁片的奖章。
那年月的公安，没有很厚实的背景，没有捞外快的渠道。闲的时候，一周有三两天还能回家睡个葫芦觉，遇上有案子，半个月没进过家门。那般玩命，家底却始终是拮据的。当然，也有打趣的话是从来不用自己买衣服裤子和鞋，局里逢年过节也能发些米啊油的，公安家庭里的半大孩子，也早早地穿上的是警裤改的裤子，蹬着局里发的厚底皮鞋。
钟大队的妻子后来过得很艰难。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1994年在单位下岗时，单位也没有考虑她的丈夫曾经为这个世界付出过什么。1997年郊区纳入市区时，钟大队的那一捧骨灰所埋葬的地方，也推为了平地。据说那年。嫂子带着两个才十六七岁的孩子，跪在分局门口嗷嗷大哭，分局大老板亲自下来，把他们扶进办公室。然后全局凑钱，给钟大队在市殡仪馆的后山上买了个小格子，树了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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