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那愣住了，然后拿出手机，给建雄哥打了过去。建雄哥先是唯唯诺诺了几声，应该是正和他老婆在一起吧。过了几秒声音便正常了，说道：“好了!邵波，啥事啊!是不是莎姐回来了?”
我应了声。电话那头的建雄便沉默了。然后我把莎姐刚给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建雄哥听了，继续沉默。
沉默了有五分钟吧，我听见建雄叹了口气，然后对我说：“邵波!你去财务看看今晚还有多少现金，应该有两三万吧!加上我今天放了三万块钱在那儿，本来就是下午想拿过去给你莎姐的，你一起拿五万吧。明早我就不去送了，你代我去火车站送下她吧，顺便把钱给她，就说我……说我……说我临时有事，去了山西矿那边。”
我说：“好的!”然后就准备挂线。
电话那头建雄又说话了：“邵波，你还给她说，就说……就说……算了!没啥吧!你看着办就是了。”
说完，建雄挂了机。
那晚，反倒不是他俩当事人的我，心里怪不是味儿的，去财务处拿了五万块钱现金，开了个房间，和小军、八戒在里面睡下。
第二天一早，八点左右吧，我便去莎姐房间敲门，服务员说：“莎姐早走了，还提着行李，两个大皮箱走的。”
我点点头，下楼叫了个车，往火车站赶去。
在候车室，我一眼在人群里看到了莎姐。和以往不同的是，那个早上她没有化妆，头发也是很随意地扎在脑后，在一个角落里，靠墙站着，手里夹了支香烟。
我走过去，莎姐看见我，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反而那么淡淡地说道：“我就知道他不会来的，叫你过来，也算表达他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情谊吧?”
我刻意地笑笑，然后掏出那黑塑料袋，里面是那五万块钱，往莎姐包里塞。莎姐没问我里面是啥，嶋还是那么淡淡地笑：“邵波，是钱吧!你回头去跟建雄说，就算他没要你给我，我今早也已经去财务那儿说要拿钱，财务说被你拿走了，我就知道建雄要你拿的。这就是我哥一条命的钱。”
我没发表意见，其实我听着莎姐这话，觉得虽然面前这女人可悲可怜，都已经这样了，她哥杀了两个人，可她却像没错一般的态度，让我很是反感。
莎姐似乎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她看看表，说：“离进站还有大半小时，邵波，上次我给你讲到我和我哥离开了五岭屯，接下来这十几年的故事要不要听听。”
我点上支烟，没吭声。
莎姐好像自言自语般，说道……
1976年底，翠姑和刘德壮揣着十几块钱，买了到某城的火车票。
一路上，俩人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美丽与繁华，也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人，是这么的多。
到了某城，两人就傻眼了，本来以为，城市顶多比五岭屯所在的那镇上稍微大一点，镇上就一条街，而某城在翠姑兄妹的意识里，也顶多两条罢了。谁知道到了某城后，才知道，这世界是这么大。
自然是找不到建雄和刘科的，很快，两人啃馒头的钱都没了。睡在桥洞里，盖着捡来的棉絮，所幸那时代的人也都善良，见他们两个来某城“找亲戚”的乡下人无依无靠，几个大妈便给他们找了个收粪的工作。每天早上，拖着个木头的车，拿着上面有个大瓢的竹竿，在各个公厕里淘粪出来，再送到指定的地方。他们觉得这活也没啥不好的，在乡下，各自家的大粪还害怕被别人弄走了呢，都当宝!这城里人，也还真奇怪。
兄妹相依为命，淘粪的活干了有三年，一直到了1980年。改革开放对于当时的某城，还没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城市里的改造，还是热火朝天地开始了。
也就是那年的某一个早晨，翠姑和刘德壮和往日一样，推着粪车在冷清的大街上走着。一个骑自行车的，匆匆忙忙地从一旁经过。当时兄妹俩不知道在打闹些啥，翠姑嘻嘻笑着，往旁边一蹦，自行车一个躲避不及，车把一扭，撞到了粪车上。
刘德壮一愣，车停了下来，满满一车大粪，一个荡漾，几滴黄色便成功越狱，洒到了骑自行车的中年人身上。
中年人立马往后一弹，指着衣服上的大粪激动起来，对着翠姑就破口大骂：“臭娘们你瞎眼了，在街上跳，赶着跳去死啊?害老子这一身臭味。”
翠姑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并上前要帮中年人擦脏衣服。谁知道中年人像避瘟疫一般，往后退，嘴里还在骂道：“滚远点，他妈的，你个赶大粪的臭娘们，靠近老子老子都嫌你臭呢!”
正说到这，一个大木瓢，狠狠砸到了中年人头上。中年人一抬头，就看见拉粪车的汉子，抄着那根舀粪的棍子，冲自己扑了上来……
那个早晨，刘德壮被公安按在地上时，翠姑在哇哇地哭：刘德壮被公安带走时，翠姑跪在地上冲着穿制服的人拼命磕头，说：“大哥!大叔!我哥真的不是故意打伤人家的，你们要抓抓我吧!都怪我撞倒人家自行车的。”
刘德壮因为故意伤害被劳动改造判了四年，翠姑也因为他哥打架的事，丢了工作，连这个赶粪车的工作，也没有了。
无依无靠的翠姑，卷着个简单的包裹，无目的地在某城走着、走着……那一会，她憧憬着，突然间，街道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拦住她、抱住她，而这人，就是她这么多年来，唯一支持着她耗在某城的建雄。可那时的建雄，已经不在某城，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江西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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