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医药而战。”海瑞尔随便地说。
克翰一家的藏身之所，维也纳
1943年2月
约拉·梅尔病了，非常忧虑。她喉咙里有一个肿块，让她想吐，感觉很不舒服。自从1906年她从乌克兰的奥德赛逃出那场大屠杀后，她已经好久没有现在的紧张感觉了。至今她还清晰地记得，那时她的爷爷拽着她逃跑，那年她十四岁。她非常幸运，逃出来后就在克翰家找到一份当佣人的工作。她的主人在维也纳拥有一个工厂。约瑟是克翰家最大的孩子，当媒人终于给他找到一个优秀的犹太妻子后，约拉就跟过来，继续照顾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大儿子艾伦，小时候有些娇生惯养，一直在优越的环境里成长，而小儿子尤岱，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现在，尤岱蜷着身子躺在床上，身子下压着一个球。这张床是他和哥哥轮流睡觉用的。地上还有两条毯子。直到昨天，他还在与哥哥共享这张床，而此时，尤岱躺在那里，看起来很小也很忧郁，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这儿，让这个本来很挤的地方忽然显得很宽敞。
可怜的孩子。自从他降生，这块只有十二平方英尺的地方就成了他全部的世界。他出生的那天下午，克翰一家，包括约拉，都在医院里。他们再也没能回到在灵思瑞的豪宅。那是1938年11月9日，后来人们把这一天叫作“水晶之夜”[5]，也叫作碎玻璃之夜。尤岱的祖父母首先被杀害。整个灵思瑞都被烧焦了，连同旁边的礼拜堂，救火员都喝醉了，对着大火大笑。克翰一家所能拿出来的所有东西就是一些衣物，还有一个神秘的包裹，那个包裹在尤岱出生的仪式上，他的父亲用过。约拉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整个仪式中，克翰先生让每个人都离开屋子，包括妻子奥蒂，当时她刚生完尤岱，几乎站不起来。
身无分文，约瑟无法离开这个国家。但是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相信这个灾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于是他请一些天主教的朋友帮忙找避难所。他也没有忘记约拉，后来发生的事让约瑟永远不会忘记她。在被纳粹占领的奥地利，很多友谊因为现实的恐怖不复存在，但是有一个朋友不是这样：一位年迈的法官拉斯冒着生命危险，决定帮助克翰一家。在他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子，他修了一个藏匿所，亲手用砖头砌了一堵隔墙，并在底下留下一个口，让克翰一家可以出入。然后拉斯用一个书架挡在这个洞口前面。
在1938年12月的一天，克翰一家钻进了这个他们的活坟墓一样的住处。他们相信纳粹占领奥地利不会超过几个星期。这个藏身之处太小，不能让他们同时躺下睡觉，唯一值得安慰的东西是一盏煤油灯和一个水桶。每天早晨法官的女佣回家后两小时，法官拉斯把食物送进来，每天一次。在过了午夜大约半小时后，老法官会慢慢推开书架，因为上了年纪，推开书架几乎要花上半个小时，还要不时停下来休息，才能打开足够的空隙让克翰一家出来透透气。
其实和克翰一家一样，老法官拉斯也是一个囚徒。他知道他女仆的丈夫是一个纳粹党徒，所以当他在建这个洞穴的时候，他让他的女仆到萨兹堡休假了几天。当她回来的时候，他告诉她他们换了煤气管道。他不敢换女仆，因为那样会让别人起疑，而且他必须每天小心购买食物的多少。后来按人头购买，他就更要加倍小心来给这额外多出来的五个人提供食物。约拉很同情他，因为他几乎卖了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去黑市换取肉和土豆，他把这些食物藏在阁楼上。到了晚上，约拉和克翰夫妇从藏身之处出来，光着脚，就像怪异的耳语小鬼儿，老人就把食物从阁楼拿出来给他们。
克翰夫妇不敢在外边待的时间太长，每次就几个小时。此时约拉总是帮孩子们洗洗让他们可以活动一下，而克翰夫妇就和老法官轻轻地说话。在白天他们几乎不敢弄出一点儿轻微的声响，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睡觉就是处在半清醒状态。这对约拉来讲简直是折磨。后来他们就听说了在达豪的集中营发生的事。从此每天的每一件简单的事都变得复杂起来。最起码的生活需要——比如饮水，甚至给小尤岱换尿布——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都成了很沉闷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奥蒂一直还在和大家不断沟通，这让约拉感到简直是件神奇的事。奥蒂发明了一套复杂的手势，这样她可以和丈夫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他们不说一句话，却可以对那些苦难的事交换意见。
三年就这么静静地过去了。尤岱的词汇量只有四五个。幸运的是，他的性情比较安静，几乎不怎么哭。他更喜欢让约拉而不是他的母亲抱着他，但这并没有让奥蒂感到难过。奥蒂似乎更关心艾伦，他是这次幽禁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一直没规矩惯了，1938年11月大屠杀开始时，他还是一个被惯坏了的五岁男孩。在这里被关了大约一千多天后，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他几乎被折磨得发疯。每当必须回到洞里的时候，他总是最后一个，靠在洞口拒绝回去。每当这时，尤岱就走过来拉住哥哥的手，鼓励艾伦再次作出牺牲，回到那个漫长的黑暗之中。
但六个晚上之前，艾伦终于无法忍受了。等到其他人都回到洞里，他偷偷溜到了屋子外面。老法官试图抓住他，可是老人的手指只碰到了孩子的衣服，他已经跑了出去。约瑟想跟上他，但是当他来到街上，已经找不到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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