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提到我们巨大的机械动力。
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拥有一定的知识，但接着反问我如何把卡纳克这样一个小宫殿的柱头放到门楣上去。
对这个问题我决定装聋作哑，转而问他是否知道自流井，他只是扬起了眉毛。格里登先生拼命向我使眼色，低声告诉我说，受雇在大绿洲钻井取水的工程师们最近刚刚发现一口埃及自流井。
我又提到我们的钢铁，那位外国人翘起鼻子，问我们的钢铁能否刻出方尖塔上那些鲜明的雕刻，那全部是用铜制的利器刻成的。
这下我们阵脚大乱，决定还是把话题转向玄学为妙。我们派人取来一本《日晷》(《日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波士顿地区一群“超验主义者”出版的综合文艺刊物，爱默生曾任主编。)，读了里面的一两个章节，内容晦涩不明，总之是关于波士顿人所说的“伟大的进步运动”。
伯爵淡淡地说，“伟大的运动”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至于进步，有一段时间它确实把人困扰，可是从未有过任何进展。
然后，我们谈起民主的美妙之处和重要意义，不知怎样才能使伯爵准确地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君主、可以自由投票的时代所享受到的利益。
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而且似乎觉得颇为有趣。我们说完以后，他说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同时独立，为人类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选举足智多谋的人召集会议，编写别出心裁、构思独特的宪法。他们一度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也是骇人听闻的。最后的结局是这十三个省和其他十五到二十个省合而为一，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厌憎和无法忍受的专制统治。
我问那个篡权的暴君叫什么名字。
伯爵说他记得仿佛是叫“乌合之众”。
我无话可说，只好提高嗓门，慨叹埃及人对蒸汽一无所知。
伯爵大为惊讶地看着我，却未作回答。倒是那位沉默的先生用胳膊肘狠狠捣了捣我的肋骨——告诉我这次我可是大出洋相了——并问我是否真的愚蠢之极，竟然不知道现代蒸汽机是高斯的所罗门从希罗的发明中得到的启发。
我们眼看就要陷入窘境，幸好，波诺纳医生重新振作起来，为我们解了围。他问埃及人敢否在重要的服装上与现代人一比高下。
听了这话，伯爵低头看看他裤子上的吊带，又捏住衣服的一片下摆，举到眼前仔细端详了几分钟，最后他放开手，慢慢地把嘴咧得很开很开。但是我不记得他说了任何回答的话。
我们又重新打起精神，医生庄重地向木乃伊发问，希望他以绅士的名义坦率回答，埃及人——不管在什么时期——可曾掌握波的药液或布兰德里斯药片的制作方法。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的回答——可是没有等到，他答不上来。埃及人涨红了脸，低垂下脑袋。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圆满的胜利，也从未见过有人这样一败涂地。我突然不忍再看可怜的木乃伊那副屈辱的样子，于是我拿起帽子，很不自然地对他鞠了一躬，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我发现已经是凌晨四点，便径直上床睡觉。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七点起床的，为我的家人和全人类的利益写下这些记录。我的家人我再也不会见到。我的妻子是个泼妇。事实上，我已经从心底里厌倦了这种生活，厌倦了整个十九世纪。我认为如今一切都不可救药。而且我很想知道二〇四五年的总统是谁。因此，等我刮好胡子，饮完一杯咖啡，我就立刻到波诺纳医生那里去，请他把我制作成木乃伊，就此沉睡两三百年。
马爱农译
2.匍行者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福尔摩斯一直认为，如果公布有关普利斯伯瑞教授二十年前的一些怪异行径，能够消除他所任教大学的焦虑和震惊伦敦学术界的所有丑恶的谣言，那我应该这么做。然而，由于某些障碍，这件奇异案子的真实调查过程，一直与我朋友的许多其他经历的记录一起埋藏在我的洋铁箱中。现在，我们终于取得了许可，公开这件福尔摩斯退休前所查办的最后案子的调查经过。即使是现在，把事情公开，仍需谨言慎行。
那是一九〇三年九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傍晚，我接到福尔摩斯一个简短的便条：
如果方便，请即前来——不方便，也得来。
s.h.
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后来几年变得非常特别。他是个有一些怪习性的人，单调而专注的习性，而我就是他的习性之一。我就像他的小提琴、粗烟草、老黑烟斗、参考书，或其他一些小东西。当他处理案子需要帮手，或者要一个精神上能信赖的伙伴，我的角色就很明显了。不过，除了这点，我还有其他可用的地方。我是他心灵的磨刀石，我能激励他。我在时，他喜欢大放厥词，那些话并不是真的对我说的——事实上他对床架讲也可以——不过，不管怎样，这变成了一种习惯，如果有我参与，对他总有些帮助。如果我的思维缓慢而使他不耐烦，那只会使他那强烈的本能与反应变得更加灵活快速。这就是在我们的合作中我些许的作用。
当我到贝克街时，发现他正膝头屈起地蜷缩在扶手椅中，口中衔着烟斗，眉头因深思而纠结，显然正在为某些烦人的问题苦恼。他挥了挥手，示意我坐进以前我常坐的那张扶手椅中，除此之外，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他没有任何表示，根本无视我的存在。然后，突然，他似乎由幻想中跃出，以他惯有的古怪微笑欢迎我回到这个曾经一度是我的住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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