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如此，你不把你珍贵的意见提供给我们努力想破案却乱了方向的警方，真是遗憾哪!”
“说的是。”他的回答倒是幽默得很，“你知道，一方面我怀疑警方不会接受我的看法;另一方面，要是我变得积极参与侦查，我的感情倾向和责任感几乎总会直接起冲突。我同情的，往往是够聪明狡猾、可以把整个警方牵着鼻子走的罪犯。”
“我不知道你对这案子记得多少，”他平静地继续说，“最开始，这案子当然连我也迷惑了。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个虽然穿得很糟，可是看来绝对过着好日子的女人到苏格兰警场报案，她的丈夫威廉·克萧失踪了，他没有职业，显然也居无定所。有个朋友——一个肥胖，看来滑头的德国佬陪着她来，他们两个人所叙述的事情使得警方马上展开行动。
“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十二月十日那天，大约是下午三点钟，卡尔·缨勒，就是那个德国佬，为了讨一笔小小的债务去拜访他的朋友威廉·克萧，威廉欠他大约十英镑左右。当他到达威廉在菲往广场夏洛特街的贫民住处时，他发现威廉·克萧正处于狂乱兴奋的状态，他的太太却在哭。缨勒想告诉他自己来访的目的，可是克萧大手一挥把他叫到一旁，然后——用他自己的话说——让他大为震惊，因为克萧开门见山地要求再借两英镑。克萧说，这笔钱是工具，会让他和肯在困难中帮助他的朋友快速致富。
“克萧花了十五分钟做了含糊其辞的说明，却发觉谨慎小心的德国佬不为所动，于是决定让他加入秘密计划。克萧说得斩钉截铁，断言这个计划绝对会为他们带来好几千英镑。”
宝莉本能地早已放下了报纸。这个温和的陌生人，这个神情紧张、有着羞怯而水亮眼睛的人，他独特的讲故事的本领，使得宝莉深深着迷。
“我不知道，”他继续说，“你记不记得德国佬告诉警察的事?克萧的太太——搞不好现在是寡妇了——当时也在旁边加油添醋，补充细节。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
“大约三十年前，克萧那时是二十岁，是伦敦某家医学院的学生。他有个同室的密友，叫做巴可，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另外一个人，似乎是这样：有天晚上他带回来一大笔钱，那是他在赛马场上赢来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却被发现被杀死在床上。幸好克萧能够提出确凿的不在场证明。他那天晚上在医院里值班;巴可却失踪了。就是说，对警察而言，他失踪了，可是却逃不过他的朋友克萧的利眼——至少克萧是这么说的。巴可聪明地设法逃到了国外，经过各种迁移，最后在东部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落脚。在那儿，他以假名梅瑟斯特从事皮毛买卖，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现在，请注意，每个人都知道梅瑟斯特是个西伯利亚的百万富翁，克萧说他三十年前叫做巴可，还犯过一桩谋杀案。这些都没被证实过，对吧?我只是在告诉你克萧在十二月十号，那个难忘的午后告诉他的德国佬朋友和太太的话。
“据他说，梅瑟斯特在一帆风顺的生涯里犯了个绝大的错误——他曾经四度写信给他过去的朋友威廉·克萧。有两封信和这个案子毫无关联，因为是二十五年前写的，而且早被克萧丢了——这是他自己说的，不过，据克萧的说法，第一封信是梅瑟斯特，也就是巴可，把杀人得来的钱花光了，而且在纽约穷困潦倒的时候写的。
“克萧那时相当富裕，看在老交情的份上，就寄了一张十英镑的钞票给他。风水轮流转，第二封信，克萧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梅瑟斯特——那时巴可已经改成了这个名字——在信里寄给这位以前的朋友五十英镑;再以后，据缨勒的推测，克萧又对梅瑟斯特日益丰满的荷包多加需索，而且还附带各种威胁。其实这百万富翁住得这么远，这些威胁根本是徒劳。
“现在到了故事的高潮。克萧最后犹豫了一阵，终于交给德国佬他声称是梅瑟斯特写来的最后两封信。这两封信，如果你还记得，在这个悬疑的谜案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这儿两封都有副本。”
角落里的老人说着，由一个破旧的小皮夹里拿出一张纸，小心翼翼地摊开，然后开始念：
克萧君：
你对金钱的荒谬需索完全不当。我已经帮助过你得到你该得到的了。不过，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也因为你曾经在我极度困难时帮助过我，我愿意让你再次利用我的美德。我这里有个朋友，是个向我买东西的俄国商人，几天前开始乘着他的游艇到欧亚的许多港口四处旅行，他邀我陪他远至英国。我对异邦厌倦了，同时希望在离别三十年后能再次看到祖国，我已经决定接受他的邀请。我不知道我们到达欧洲的确切时间，但我向你保证，等我们一到达某个恰当的港口，我会马上再写信给你，约定你来伦敦见我。可是你要记住：如果你的需索大过离谱，我绝不会听你的，而且记住，我是最最不愿屈服于持续不断而且不正当勒索的人。
你忠实的朋友
法兰西斯·梅瑟斯特
“第二封信，邮戳显示是由南安普顿寄出的，”角落里的老人继续平静地说，“而且，奇怪的是，这是克萧承认梅瑟斯特寄来，唯一他保存着信封、同时又有日期的一封。信很短。”老人说，一面又去看他那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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