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从电话号码查电话的拥有者。”
查号台小姐以职业性的口气回答。
“是法律或者什么不允许吗?”
“电信局没有以号码排列的电话簿，所以无从查起。”
“假如，我是说假如，与犯罪有关的事，想请你们查一查，也不行吗?”
“如果警方有特别的要求，电信局会想办法。”
“什么办法?”
“这个恕难奉告。”
说完话，对方又补充一句：
“好了吗?如果不是要查号码，我要切断了。”
104既然行不通，我便想到通知警察。但是这很麻烦。
警察一定会问我的姓名、身份之类的，还会问为什么打电话到陌生人处，我知道的电话号码中没有一个与刚才拨的类似，因此也无法辩称是打错电话了。
弄得不好，以后我别想再玩电话游戏了。
那么，不告诉警察姓名、身份如何呢?不过，据说警察有侦测仪器，可以查出打电话者的号码，而且也会把我的声音完全录下来。
我不愿为别人冒这个险，于是决定忘掉算了，跟着，就钻进冷冰冰的被窝。
可我连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也不知在床上翻来覆去多久，天色已渐白。第一班电车驶过附近的街道，震动传到了枕头。
我必须起床的时间快到了。
二
人们为了求生而来到大都市。但是依我看，他们是为了求死而来。
黎尔克在他的《马尔德的手记》里，一开头就这么写着。
我对这句话深有同感。事实上，东京对我而言，只是个幻灭与荒废的都市。我讨厌东京，之所以没离开，是因为找不到其他生活的场所罢了。
但若要回家乡去过那种完全没有私生活的日子，还不如自杀算了。
我讨厌东京，更不喜欢家乡。我的家乡是个临海的偏僻渔村。除了性交之外，没有其他娱乐活动的父母，也没什么生活能力，却生了一大堆孩子。
他们不懂什么叫节育，跟猫狗一样拼命地生。所幸粮食丰富，孩子们才没被饿死。在我们那儿，只要出海岸随便找个网，或者在回来的渔船四周捞几下，总可以抓到些卖不了几个钱的小鱼。
我的身体被海边的咸湿味与烂鱼的臭味所渗透。我仿佛是吃着屈辱长大的。
盼望着、盼望着，好不容易挨到中学毕业，我迫不及待地离开家乡，目的地只有一个——东京。我一直憧憬着东京，在漫长而暗淡的童年，东京是我唯一的希望。
东京在我的心目中是个五彩缤纷、充满梦幻的都市，那儿提供给年轻人数不尽的成功机会以及华丽的生活。
可是不久我便晓得，这种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
东京的美，只不过是露出海面的冰山的一角，底下的部分则是聚集各种丑恶之杂烩。
土包子的我，来到东京后，才深深地体会到，原来人愈多的地方，生存竞争愈激烈。
然而，在恶战苦斗中，我还是留下来了。东京虽冷酷，但换个角度看，却也非常自由，不会被旁人过度地关心。
别人生也好，死也罢，都与自己无关。对自己的生活权利与利益不发生影响的人都可视同“路旁的石头”。
这对从小生长在偏僻渔村的女性来说，不啻是种解放。那儿的村民最大的乐趣便是挖掘、谈论别人的隐私，再怎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都有兴趣插一手。
最近报载有人死了十几天，而其邻居却一直没发觉。专家学者们便纷纷发言，认为这是现代都市的社会问题。但我却不认为这有何不好。
想死的人尽管去死，不必惊扰四周。这总比在死之前，连平常不相往来的远亲，为了分点遗产，也千里迢迢地拥到枕头边好多了。
一想到这点，我就兴不起回故乡的念头。我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留在荒野般冷漠的都市，忍受强烈的孤独;一个是回到完全没有私生活的故乡。
我选择了前者。自从搬到这栋公寓后，已经几年了，而我还没跟邻人谈过话，好像同楼层还住着一位年轻人，有时在楼梯口碰上，仅仅是点点头，并向我露出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这栋建筑物里到底住些什么人。
不管谁住在隔壁，不管同样一栋建筑物中住哪些人，彼此都互不相关。就好比坐车时，邻座的乘客与你无关一样，你们不过是偶尔坐在一起罢了。
可是，人与人之间完全互不关心，是多么寂寞呀!我因厌腻乡下过分关心他人的风土人情，而逃到都市，却发觉这里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白天在公司做的是不需思考判断的工作，晚上回到公寓则面对封闭的生活。
有一千万以上的人挤在这个都市，却没有任何人来访，也没有来信，没有电话来。
碰到假日时，外头虽有热闹气氛，我却一个人关在房里，寂寞得快要发狂。
为了不使自己发狂，我买了一样玩具。那就是电话。
三
到了公司后，整天恍恍惚惚的，无法定下心来工作。昨晚那个女人的声音一直在耳旁缭绕。
她的确说了“救命!我要被杀了”这句话，而我置若罔闻。如果那女人真的被杀……我感觉我似乎有一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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