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
“你又问过夏米尔了?”
“问过了。她说的话前后一致得惊人。他们一直在用那两个名字。我想你是对的。他们是故意用那两个名字做掩护，让她的话听上去显得荒唐。”
“但为什么是这两个名字呢?”
“也许是随便挑的。”
我皱皱眉头：“缪斯，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她点点头：“我知道。”
我一直很搜长分割我的生活。我们都擅长这个，但我特别擅长。我可以为自己的世界创造独立的宇宙空间。我可以处理好生活中一方面的问题，而且不让它以任何形式干扰生活的其他方面。有些人看了警匪片也会纳闷：为什么匪徒们在大街上会那么暴力?因此，他们喜欢待在家里。但我就不会那样。我有那种分割生活的能力。
我并不为此骄傲。这也不是什么必须具备的伟大素质。但这能保护我。是的，我看到过这种能力能让哪些行为变得更理性。
因此。在过去的半小时里，我一直在回避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吉尔·佩雷斯一直活着，他在什么地方?那天晚上树林里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吉尔·佩雷斯在那个可怕的晚上活了下来……
我妹妹是否也活下来了?
“科普?”
是缪斯在叫我。
“你怎么啦?”
我想告诉他。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需要自己先理清头绪，想想这―切究竟是怎么回事，确认那具尸体是否真是吉尔·佩雷斯的。我站起来，走到她身边。
“卡尔和吉姆，”我说，“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且要快。”
我的妻姐格蕾塔和她丈夫鲍勃住在一座麦氏豪宅中，豪宅位于一条新的死胡同中。那条胡同看上去几乎与北美洲的任何其他死胡同完全一样。相对于胡同中那些巨大的砖结构奈宅来说，停车场显得太小。尽管每座房子形状各异，但看上去仍然几乎完全一样。每一样东西都打磨得太厉害，主人本想让它们看上去更陈旧，结果却显得更假。
我先认识格雷塔，后认识我妻子。我还不到二十岁时，妈妈就离家出走了，但我至今还记得卡米尔走进那片树林前几个月妈妈告诉我的車情。我们是我们那个人口相当混杂的城市里最贫穷的公民。我们是移民，在我四岁时从以前的苏联移民过来。刚开始时，我们的情况不错——我们是作为英雄到达美国的。但很快，情况就变得非常糟糕起来。
我们当时住在纽瓦克一座楼房的顶楼，楼里住着三家人。不过，我们在梅普尔伍德的哥伦比亚中学上学。我的父亲，弗拉迪米尔·科皮斯基(他将其英语化成了科普兰)以前曾在列宁格勒当医生，但在美国却搞不到行医许可证，最后只好成为一个油漆匠。我的母亲是个身体虚弱的美人，名叫娜塔莎，曾是一对贵族大学教授的女儿，非常骄傲，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却在肖特山和利文斯顿的富人家里担任不同的洗涤工作，但每份工作的时间都不很长。
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妹妹卡米尔放学回家后，用一种滑稽的声音宣布说，城里有个富家女喜欢我。我母亲听了很兴奋。
“你应该约她出来。”妈妈对我说。
我做了个鬼脸：“你见过她吗?”
“见过。”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像任何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一样说，“她是头野兽。”
“俄语中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妈妈反驳说，还竖起一根手指标明自己的观点，“富家女站在自己财富上时看上去最漂亮。”
那就是我见到格蕾塔时想到的第一件事，我猜，她的父母一也就是我过去的岳父岳母，现在仍然是我女儿卡拉的外公外婆定很有钱。我妻子出生在有钱人家。她的钱都留给卡拉了，遗嘱执行人是我。妻子和我曾经讨论过很多次，卡拉可以在什么时候得到那笔巨大的财产。我们当然不想让太年幼的人继承那种钱。不过，从另一方面讲，那钱的确是她的。
医生宣布妻子患上不治之症时，妻子显得非常冷静。我却无法听下去。当你爱的人被疾病彻底打垮时，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事情。我发现妻子有着惊人的力量和勇气。而在她生病之前，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还发现，我自己却既没力置，也没勇气。
卡拉和麦迪逊，我的外甥女，正在车道上玩。现在，白天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长了。麦迪逊坐在沥青地上，正在用几根看上去像雪茄一样的粉笔画着什么。我女儿正在骑一辆可以缓慢移动的电动微型汽车。这种车在现在六岁以下的孩子中风行一时，但这些玩具车的主人们却从来不玩它们。只有玩伴约会时来的孩子才会玩这痤车。玩伴约会。天哪，我讨厌这个词。
我从车里出来，喊道：“孩子们，你们好。”
我等着两个六岁的女孩子停下她们正在做的事，疾步跑过来拥抱我。对，拥抱我。但是，麦迪逊只向我这边看了一眼，看上去毫无兴趣，就像那些脑子做过外科手术，脑子里有什么地方不搭界的人一样。我自己的女儿则假装没听见我在叫她们。卡拉开着那辆芭比玩具吉普车转了一个圈。电池的电力正在飞快地耗尽，那辆电动车正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爬行，比我的莫里斯叔叔伸手拿餐厅账单的速度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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