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你了。”葛丽泰一边对我说，一边在短裤上擦干自己的球，她已经两次把球打进了污水坑。
我站好位置，把球一杆打进了球洞——那只高尔夫球先是消失了踪影，片刻后绕过一个陡坡重新出现在眼前，然后乖乖地进了洞。先消失，再出现——我顿时感到一阵焦虑涌上心头，到了某一天，一切都会再次浮出水面，就连我也不例外。此时此刻，我的心里惴惴不安，因为我的计划发生了一些变故。
至今为止，我只对计划做过两次改动，第一次是关于枪。我原本打算弄一把枪，在失踪的那天上午对着自己开一枪，不会打在要害处，但要打穿小腿或手腕，留下的子弹就会带有我的血肉，看上去发生了一场争斗!艾米挨了一枪!但后来我意识到，即使对我来讲，这一招也显得有些太过铁血，留下的伤会疼上好几个星期，而我真的很怕疼(眼下我那被割了一刀的胳膊感觉好多了，感谢挂心)，但我仍然很想靠枪布下一个局，毕竟一把枪可以变成一枚绝妙的棋子，我倒不用真的挨上一发子弹，但可以凭着一把枪扮出自己被吓坏了的模样，因此我在情人节那天去了商城，确保对方会记住我。后来那把枪没有到手，但反正计划已经有了变动，枪到不到手已经不再重要。
另一个变动的力度可就要大得多了，我已经决定不再结果自己的性命。
我倒不缺那份自控力来结果自己的性命，但这口气让我实在咽不下，凭什么我一定要死呢?我并不乐意自杀，造孽的人并不是我。
不过这样一来，囊中羞涩居然成了眼下的难题，简直好笑得要命，偏偏金钱难住了我。眼下我手里只有9132美元，看起来不太够用。今天早上我去找多萝西聊了聊，还跟平时一样拿着手绢，免得留下指纹(我告诉多萝西那是我奶奶的手绢，我想隐约给她留下一个印象，让她觉得我通身透着布兰奇·杜波依斯[1]一般的气质)。我靠在多萝西的办公桌上，她正一条又一条地跟我细说着一种她买不起的血液稀释剂(多萝西这女人对各种未通过审批的药品简直无所不知)，为了投石问路，我开口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还不知道再过一两个星期要上哪里去找钱交我那小屋的租金呢。”
她冲我眨了眨眼睛，又扭头望着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款游戏比赛节目，节目中的人们一会儿呼喊，一会儿尖叫。多萝西对我有种长辈一般的关爱之情，她一定会收留我待在小木屋里的，让我爱待多久待多久，反正那些小木屋有一半没有人住，拨间屋子给我算不了什么。
“那你最好找份工作。”多萝西的眼神压根儿没有离开电视屏幕，节目中一名选手走错了一步棋，奖品眼睁睁地落了空，电视里传出一片“哎哟”声，道尽了心痛之情。
“什么样的工作?在这里我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做清洁呀，当保姆呀。”
也就是说，为了赚到薪酬，我得干家庭主妇的活儿。
就算在密苏里州，我也并不需要算着钱过日子。当时我确实无法随心所欲地买新车，但也无须考虑每日的柴米油盐，无须到处收集优惠券买便宜货，也没有办法掐指一算就说出牛奶要花多少钱。父母可从未费心教过我这些家务活，因此托了他们的福，猝不及防的我不得不面对现实世界。举个例子吧，葛丽泰抱怨一加仑牛奶在码头的便利店里居然要卖五美元，我听了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因为便利店里的小孩每次都收我十美元。以前我倒是觉得价格似乎有点儿贵，但还从来没有想过那满脸青春痘的少年只不过是随口胡编了一个价格，看看我是否会上钩。
因此，我事先做过预算，根据网上的信息，我的钱按计划绝对可以撑上六至九个月，但这个预算显然并不靠谱，因此，我也跟着变得不靠谱起来。
等到打完了高尔夫(还用说吗，赢家当然是我，我一直在脑子里计着分)，我们一起去隔壁的热狗摊吃午餐，我偷偷绕过拐角，从T恤下面翻出了带拉链的贴身腰包，谁知道回头正看见葛丽泰跟着我，我还没有来得及塞回腰包，一切已经落进了她的眼里。
“这位阔佬，你听说过‘钱包’这种东西吗?”葛丽泰问道。说起来，带钱还真是件棘手的事：逃亡的人需要大笔现金，但既然正在逃亡，这样的人按理说就难以找到放现金的地方。不过谢天谢地，葛丽泰并未深究，她心里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受苦受难的人呢。我们找了一条金属质地的野餐凳坐下，一起晒着太阳吃着热狗，那热狗是白面包里裹着一条条加了添加剂的香肠和绿得透出几分诡异的作料，也许算得上我这辈子吃过最可口的美食：反正我眼下已经“不在人世”，我才不管食物健康不健康呢。
“你猜猜杰夫从他的小屋里找了些什么东西给我?”葛丽泰说，“是写《火星纪事》那家伙的另一本书。”
“那家伙叫雷·布莱巴瑞。”杰夫说。“人家明明叫雷·布莱伯利。”我心想。
“没错，那本书叫作‘当邪恶来敲门’，挺不错。”葛丽泰说。她把最后一句话的音调挑得很高，仿佛只用一句话便可以对一本书盖棺定论：要么书不错，要么书很烂;要么我喜欢，要么我不喜欢。除此之外不用提及该书的文字、主旨、结构和细微之处，它的好坏截然分明，恰似一个热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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