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把躲在隔壁空屋子里的那个陌生男子讲给里奥丹听，门铃却响了起来，听上去没有一丝异样，仿佛我正在等人送一份比萨饼外卖。
两名刑警带着一脸倦容进了屋，看上去已经忙了一天。又高又瘦的男刑警长着一张锥子脸，女刑警则丑得出奇——那可真是丑得骇人听闻、鬼哭狼嚎：一双丁点儿大的圆眼睛牢牢地钉在脸上，仿佛钉上了一对纽扣，脸上长着一只又长又歪的鼻子，皮肤上遍布着小疙瘩，又细又长的头发颜色好似一只灰兔。不过话说回来，我跟丑陋的女人倒是颇为亲近：把我抚养长大的三个女人都长着一张不太好看的面孔，也就是我的祖母、妈妈和姨妈，但她们个个聪明、善良且风趣，一个个都是坚韧的好女人。在我交往的女孩中(应该说在我认真交往的女孩中)，艾米是第一个漂亮女孩。
丑女人先开了口，说出的一番话跟贝拉斯克斯警员小姐差不多，“邓恩先生?我是郎达·波尼，这是我的搭档吉姆·吉尔平刑警。据我们了解，您正在为尊夫人担忧。”
这时我的肚子咆哮了一声，声音大得让全场都能听见，但一干人纷纷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我们要四处瞧一瞧，行吗，先生?”吉尔平说。他的双眼下耷拉着眼袋，一撇小胡子里夹杂着稀稀拉拉的白须，衬衫并不算皱，但穿戴在他身上却仿佛显得很皱，这位刑警看上去像是有股香烟和酸咖啡的味道，其实闻上去倒有些“黛而雅”香皂味。
我领着刑警们走几步到了客厅，又伸手指着屋里的一片狼藉。两名年轻警察正小心地跪在客厅里，仿佛在办什么要紧事，正等着别人悟到他们两人的重要性。波尼领着我走向饭厅的一张椅子，不再待在那一片搏斗的痕迹旁边，但仍然能够抬头望见那块地方。
郎达·波尼把里奥丹与贝拉斯克斯确认过的要点又问了一遍，一双专心致志的小眼睛一直凝视着我。吉尔平单膝着地蹲了下来，仔细审视着客厅。
“你有没有打过电话给朋友和家人，或者打给可能跟你妻子待在一起的人呢?”郎达·波尼问道。
“我……没有，目前还没有，我想我在等你们警察。”
“啊……”她露出了一缕微笑，“让我来猜一猜：家里的小祖宗。”
“什么?”
“你是家里的小祖宗。”
“我有一个孪生妹妹，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感觉到波尼私下里对我有了一些看法。艾米最爱的一只花瓶正躺在地面上，倒是通身完好无损，一角靠着墙壁。这是一件结婚礼物，一件来自日本的杰作，每周清洁工来打扫我家时，艾米都把花瓶收到一边，生怕人家砸了花瓶。
“那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关于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关头等警察：你已经习惯了让别人来拿主意吧?!”波尼说，“我的弟弟就是这样，跟出生的顺序有关。”她边说边在记事本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
“随你怎么说吧。”我恼火地耸耸肩，“你还要不要问问我的太阳星座，还是我们开始干正事呢?”
波尼和气地对我露出了一缕微笑，等待着。
“刚才我傻等了一会儿，是因为……我是说，她显然没有跟朋友在一起。”我边说边指着客厅里的一片狼藉。
“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年，对吧，邓恩先生?”她问道。
“九月份就满两年了。”
“从哪里搬来的呢?”
“纽约”。
“纽约市吗?”
“是的。”
这时她伸手指了指楼上，不吭声地征求着我的同意，于是我点点头跟在她的身后，吉尔平又跟在了我的身后。
“我在那里是个撰稿人。”我脱口而出。即使到了现在，即使回到家乡已经两年，我却仍然不乐意让别人认为我这辈子都一直窝在密苏里州。
波尼说：“听上去令人印象深刻。”
吉尔平说：“那你写些什么?”
我顺着自己上楼梯的节奏说开了：“当时我为一本杂志写作(这时上了一级台阶)，为一本男性杂志(上了一级台阶)写一些关于流行文化的文章(这时又上了一级台阶)。”到了最上面一层台阶，我转身看见吉尔平正掉头回望着客厅。
“流行文化吗?”他迈步上了楼梯，边走边喊，“那究竟是些什么玩意儿?”
“流行文化嘛。”我开口说道，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楼梯的顶端，波尼正在等我们，“电影、电视、音乐，嗯，不过你知道，不是什么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话一出口，我不禁打了个寒噤，“阳春白雪?”这是什么话，我这口吻还真是盛气凌人哪，人家两个乡巴佬只怕得靠我把阳春白雪的英文好好诠释一番，把属于东海岸的高雅英文解读成中西部地区的乡土语言呢。
“她是个影迷。”吉尔平说着指向波尼，波尼点了点头，表示他没说错。
“现在我在市中心开了一家酒吧，名字叫作‘酒吧’。”我又补了一句。“我还在一所两年制专科学校教书呢。”我暗自心想。不过如果再补上这么一句话显得有点儿欲盖弥彰，再说我又不是在与姑娘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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