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觉得父亲是单单要找母亲的麻烦，他只是不喜欢女人。他觉得女人蠢头蠢脑，无关紧要，还让人恼火。不管遇上哪个让他恼火的女人，他都会用上一句最爱的话——“没脑子的贱人”：此人要么是个女司机，要么是名女招待，要么是我们学校的教师，尽管他并没有见过其中任何一名教师，在他眼里，家长会是女人的地盘，因此跟女人们一样臭气熏天。我还记得，当杰拉尔丁·费拉罗在1984年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我们都在晚饭前看了这则新闻，我那温柔的小个子妈妈把一只手放在玛戈的脑后，嘴里说道：“嗯，我觉得这事妙极了。”父亲则一下子关掉了电视机说道：“这就是场笑话，你明白这就是场该死的笑话，跟看见猴子骑自行车差不多。”
又过了五年，我的母亲才下定决心不再过这种日子。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却发现父亲已经不见了踪影——上午的时候他还在家里，不到中午就离开了。妈妈让我们在餐桌旁边坐下，告诉我们：“你们的父亲和我已经决定，如果我们分开住，那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好的出路。”玛戈闻言顿时泪流满面，说了一句：“好啊，我恨你们两个人!”可接下来她并没有急匆匆地跑进自己的房间，而是走到妈妈身旁，给了她一个拥抱。
就这样，我的父亲离开了，我那个受了不少苦、身材瘦弱的母亲渐渐变得开心起来，也丰满起来，好似一只瘪了的气球又变得渐渐充盈，仿佛她原本就该是这副模样。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她摇身变成了一个忙忙碌碌、热情快乐的女人，这架势一直到她离开人世的时刻也没有变，她的姐姐还说：“感谢上帝，以前的莫琳又回来了!”仿佛那个抚养我们长大的女人是一个狸猫换太子的冒牌货。
至于我的父亲，多年来我大约每个月跟他通一次电话，谈话内容颇为礼貌，就是梳理一遍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关于艾米，我父亲只问过一个问题：“艾米怎么样?”除了“她挺好”之外，他并不希望听到其他回答。即使他在六十岁以后一步步陷入了老年痴呆，却仍然固执地跟我们保持着距离。“如果你事事都占先的话，那你永远也不会落后。”这是我父亲的口头禅，结果应验在了老年痴呆症上。他的病情先是一步步变得糟糕起来，后来突然急剧恶化，我和玛戈不得不把父亲送到了一家大型养老院里，那家养老院到处充斥着小便的臭味。我们那位个性独立的父亲一向瞧不起女人，但在养老院里却时时刻刻被女护工们重重包围，哈。
我的父亲并非完人，我那善良的妈妈总是这么告诉我和玛戈——“他并非完人，但他没有恶意”，她说这话倒是出于好心，但他确实伤害到了我们。我怀疑我妹妹永远也不会嫁人，如果她伤心、失望或生起气来，她就得一个人独处，她怕男人会对娇滴滴的眼泪嗤之以鼻。我这边的情况也算不上好，我身上优秀的品质都来自我的母亲。我开得起玩笑，能放声大笑，可以逗逗别人，也可以跟人们一起欢庆，支持别人，赞美别人——基本上，我可以把光明的日子过下去，但我应付不了一腔怒气或眼泪汪汪的怨妇，那时我会感觉父亲的一腔怒火用最丑陋的方式在我心中燃烧，这一点艾米可以做证。如果她在这里的话，她肯定会告诉你这些。
我凝望着兰德和玛丽贝思，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发现了我。我有些好奇他们会如何对我大发雷霆，毕竟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拖了这么久才打电话给他们。就因为我的懦弱，我的岳父母会一直记着那个网球之夜：那个傍晚有些炎热，慵懒的黄球在球场上蹦跳，网球鞋发出吱嘎声，他们一如平日般度过了一个周四的晚上，但他们的女儿却在这一天失踪了。
“尼克。”兰德·艾略特一眼看见了我，撒开腿向我迈出了三大步，我刚刚鼓起勇气迎接一记重拳，他却死命地搂住了我。
“你怎么样?”他对着我的脖子低声说道，边说边发起抖来，兰德高亢地哽咽了一声，咽下了一声抽泣，紧紧地抓住我的两条胳膊，“我们一定要找到艾米，尼克，绝不会出事，你要有信心，好吧?”兰德·艾略特又用一双蓝色的眼睛凝视了我几秒钟，却又忍不住再次失声抽噎起来，好似女人一般喘了三口气，仿佛打了几个嗝。这时玛丽贝思走了过来，把脸埋在丈夫的胳肢窝下。
等到我们三个人不再挤作一团时，她抬头望着我，睁大了一双眼睛。“这只是……只是一场该死的噩梦。你怎么样，尼克?”她说。
当玛丽贝思问人怎么样，那便不是出于礼貌，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她仔细打量着我的面孔，而我确信她正在打量我，并会继续注意我的一举一动和每一个念头。艾略特夫妇相信人们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特质，应该对人的种种特质做出判断和归类，所有的个性特质都有各自的意义，都可以派上用场——艾略特家的爸爸、妈妈，还有宝贝，他们可是三个拥有心理学高等学位的前沿人物，他们在上午九点时转过的念头就比大多数人一个月转的念头还要多了。我记得自己有一次在晚餐时谢绝了樱桃馅饼，结果兰德歪了歪头说道：“啊!他是个喜欢打破旧习的人，不屑于毫不费力的爱国主义象征。”当时我试图一笑了之，正要开口说上一句“嗯，我也不喜欢樱桃酥饼”，玛丽贝思却碰了碰兰德的手臂，“是因为父母离异的缘故，所有这些暖人心窝的食物，这些一家子聚在一起吃的甜点，对尼克来说都是难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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