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很晚我才去工作。搬回家乡后，我和妹妹干了件蠢事，我们把嘴上一直念叨着的想法付诸行动，结果开了一间酒吧。钱是从艾米那儿借的，一共是八万美金。对艾米来说，这笔钱曾经只算九牛一毛，但当时却几乎是她的全部身家。我发誓会连本带利地还给她，我可不是那种吃软饭的男人……说到这里，我能感觉到父亲对我的这句话嗤之以鼻，“嗯，世上有各色各样的男人”，这是他最浑蛋的一句口头禅，下半句还没有说出口，“你偏偏属于不像样的那一种”。
不过说实话，开酒吧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决定，也是一项精明的商业举措。艾米和我都需要另起炉灶，开酒吧就是我新找的职业。有一天艾米也会选择一份工作，要不然就什么也不干，但与此同时，靠着艾米的最后一笔“信托基金”，我们好歹还有这间酒吧和一份收入。跟我租下的“巨无霸”豪宅一样，酒吧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
那是成年人独霸的地方，里面玩的都是成年人的一套。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在丢了饭碗之后坚持要开一家酒吧，它证明了我还是个派得上用场的成年人，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尽管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立足之地。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曾经声势浩大的杂志撰稿人队伍还将继续缩水，谁让当今有互联网，有经济不景气，还有宁愿看电视或玩视频游戏的美国民众呢!那些家伙宁愿发条短信给朋友们，说一声“下雨天烦死人啦”!不过，谁要是想在温暖的天气里到一家凉爽又昏暗的酒吧喝几杯波旁威士忌的话，坐在屋子里玩应用程序可无法办到。无论什么世道，人们总要喝上几杯嘛。
我们的酒吧位于街道拐角，秉承着一种任意随性、东拼西凑的审美观，最大的特点是一副巨大的维多利亚式饮料架，那上面用橡木雕出了龙头和天使的面孔，在塑料材质大行其道的狗屎年代里，这个木制架子简直算得上一件奢侈品。说实话，除了这副饮料架，酒吧余下的部分则搜罗了每个时代最不上台面的设计：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油毡地板有着一条条上翘的边，看上去仿佛烤焦的面包;暧昧的木板墙好似直接从70年代色情视频中照搬过来的玩意儿;几盏卤素落地灯仿佛不经意间借鉴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居住的宿舍。奇怪的是，这堆不三不四的玩意儿最后却凑出了一间格外舒适的屋子，看上去不太像一家酒吧，倒更像一间疏于修缮的房屋。
这间酒吧还带着几分喜气，它与本地的保龄球馆共享一个停车场，因此当酒吧的大门摇晃着敞开时，保龄球馆里一阵阵稀里哗啦的声音便会随着顾客一起涌进门来。
我和妹妹给酒吧取了个名字，叫作“酒吧”。
没错，我们觉得自己玩转了纽约人的那一套——这个酒吧名是个俏皮话，没有人能真正找到笑点，反正不能跟我们一样心领神会，懂个百分百。我和妹妹想象着本地人皱起鼻子问道：“为什么你们酒吧的名字叫作‘酒吧’呢?”可谁知我们的首位顾客开口便说：“我喜欢这个酒吧名，就跟《蒂凡尼的早餐》里一样，那里面奥黛丽·赫本的猫咪就叫作‘猫咪’。”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女人，戴着一副双光眼镜，身穿一套粉色的运动衣。
从那以后，我和玛戈的优越感便一落千丈，这倒是件好事。
我把车驶进停车场，等到保龄球馆里爆发出一阵哗啦声，这才迈出了车门。我颇为欣赏周围的环境，也还没有看厌映入眼帘的景象：街对面有一间矮墩墩的黄砖邮局(该邮局每逢周六歇业)，不远处是栋不起眼的米黄色办公大楼(该大楼眼下已经歇业)。这个小镇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兴旺，它的黄金时代已经过了，连它的名字都算不上特立独行，真是该死。密苏里州有两个名叫迦太基的地方，严格说来，我们这个小镇叫作“北迦太基”，听上去跟另一个迦太基搭成了双子城，尽管此地怎么也比不过人家那一个。它是个20世纪50年代的古雅小城，扩建出了一片中等规模的市郊，并将之奉为成就。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里仍然是我母亲生长的故乡，她在这里把我和玛戈养大，因此，这座城里留存着一段段历史，至少存有我的过去。
我穿过杂草丛生的水泥停车场向酒吧走去，沿着面前的道路一眼望见了密西西比河。说到我们所在的城市，这是我一直热爱的一点：我们的城市并非安然建在断崖上，俯瞰着密西西比河，而是正好建在密西西比河上。我大可以沿着面前的道路走下去，就此向田纳西州挺进。市中心的每一幢建筑上都有手绘的线条，记录着密西西比河的洪水历年来淹没的位置：1961年、1975年、1984年、1993年、2007年、2008年，或者2011年。
眼下河水并未泛滥，但水势迅猛，水流颇为湍急。一队人正排成长长的一列伴着奔腾的河水前进，他们紧盯着自己的脚，端着肩膀不屈不挠地向前走。当我打量他们时，其中一个人突然抬起头来望着我，他的脸笼罩在一片椭圆的阴影之中，我随即扭开了头。
我一定要马上进屋。谁知刚迈步走了二十英尺，我的脖子上就出了一圈汗，太阳仍然毒辣辣地当空高照，仿佛又在说“你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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