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成吉思法陵寝的迁移历史十分曲折，我曾有详细研究。
接下来是较为严谨的说法。
成吉思汗陵寝不是一直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在1939年，成吉思汗陵寝曾经西迁至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政策驱使下，相继占领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后，于当年10月下旬在归绥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归绥改名为“厚和浩特市”。
这时，日本侵略者看到成吉思汗陵在蒙古族中具有极为崇高神圣的地位，便想以成吉思汗陵作为一种筹码来要挟蒙古族的王公贵族，以实现继建立伪满洲国后，让蒙古族成为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国的又一个目标，便在1939的春天打起了成吉思汗陵的主意。
当时，日本军方面秘密派遣间谍潜入了内蒙古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境内，假扮蒙古人偷偷会见了各旗的王爷，并想说服他们支持日本军方将成陵搬迁到日占区。还要与会的各旗王爷一起去绥远，被以伊克昭盟盟长沙王为代表的各旗王爷断然拒绝。
日本人看这个提议被拒绝，就威逼此前奉命到包头假投降的伊克昭盟副盟长阿王写信给沙王，“既然你们不想迁成陵，那就把成吉思汗的兵器‘苏勒德’请到包头祭祀。”以达到把全内蒙古人笼络到伪蒙政权周围的目的。
沙王制造了一个假的“苏勒德”送到包头，这样才堵住了日本鬼子的嘴。然而，凭借当时驻扎在伊盟的国名党的一些游杂部队，以及各旗保安部队，这点力量根本无法与日军抗衡，成吉思汗陵的安全仍然受到威胁，因而有了“成吉思汗陵西迁”之举。
国共重要领导人俱都支持西迁。
1939年，沙王赴重庆述职期间，向国名政府建议将成吉思汗灵柩迁至青海省西北部柯尔洛果贝子旗，蒋介石当即同意，并且委任沙王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等为起灵致祭官，沙王为主祭官，奉移经费从国库拨发。
在确定安陵地点时，考虑到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曾经经过甘肃，因此决定将成吉思汗灵柩暂移至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与此同时，令蒙旗独立旅旅长白海风率部保卫成陵。在返回伊盟的途中，沙王又去了延安。沙王向毛主。席汇报了伊盟的形势和迁陵的事宜，毛主。席十分赞同他的西迁计划。
成吉思汗的灵柩是在蒙古族民众的泪海中，离开伊金霍洛旗圣地的。1939年5月底，国名政府委派的移陵人员及护陵军人陆续到达伊金霍洛旗。1939年6月10日太阳未出之时，达尔扈特人和附近各旗的蒙古族民众云集伊金霍洛旗，与他们景仰和崇拜的始祖告别。
在成陵西迁的当天，依然有许多人前来阻挠，人们跪在路上不让移陵的队伍前行，沙王和国名政府的官员苦苦劝说，一再保证等赶走日本人后就将成陵迁回，送行的队伍这才慢慢让出一条道儿来。
人们跪在路上边哭边磕头，沿途也不断有蒙汉民众迎住灵车叩头、举佛灯、献哈达、顶礼膜拜、鞭炮迎送，甚至有很多人因为悲伤过度晕倒在地，还有更多的达尔扈特人失声痛哭一路相随，不忍离去。因为对于他们中的很多老者来说，这可能就是与成吉思汗陵的决别。
成吉思汗的陵寝离开伊克昭盟后，经过了榆林、米脂、绥德等县，每到一处都举行大型的祭祀仪式。队伍于7月1日抵达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东山大佛殿，榆中县成立成吉思汗灵柩办事处，留在那里守灵的达尔扈特人分住于上下5座庙里，主持日常祭奠事务。
1949年，国名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下令将成吉思汗灵柩移往青海省塔尔寺，塔尔寺是成陵西迁的最后一站。
1939年，6月21日上午当移陵队伍到达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将迎陵之事看做是国共联合、扩大统一战线的大事。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以东5公里处的十里铺搭设灵堂，举行祭奠。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柯庆施、滕代远、王若飞、高自立等将灵柩迎入精心布置的灵堂，毛。泽。东同志向成吉思汗灵柩敬献了花圈。边区政府秘书长代表党政军读了祭文，这是一篇号召蒙汉各族人民高举抗战旗帜的战斗檄文。祭祀之后，延安各界人士列队绕行灵前，瞻仰了成吉思汗灵柩。此后有关部门又在延安修建了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成吉思汗纪念堂”7个大字，在蒙古族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成陵西迁14年后，1953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广大蒙古族人民的要求，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呈上恳请将成吉思汗陵迁回伊金霍洛旗的报告。
周恩来当即就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做出了重要批示，第一，拨付80万元专款以新建成吉思汗陵寝。第二，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组建请灵和建陵委员会。第三，让相关部门全力配合迁陵活动。
在当时80万元人民币可是个了不得的数字，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成吉思汗陵的重视，对成吉思汗的正确评价和认识，也看得出是对蒙古族的一种关怀。
1954年3月15日，由伊克昭盟盟长鄂其尔呼亚克图、达尔扈特乡乡长宝锁儿等29人组成的内蒙古自治区迎请成吉思汗灵柩代表团，乘车赶赴西宁，准备迎回草原人民日夜思念的大汗灵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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