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罗伯特?普罗明(就是刚才那个大胆的家伙)宣布，他和实验伙伴在智力的遗传性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发现在智商测试得分较高的孩子(一百六十以上)，在第六号染色体的长臂上有一小段DNA序列与其他人不一样。不过，并不是每一个聪明孩子在那个地方都与众不同，但在这个位置与众不同的孩子往往很聪明。于是，这个叫作IGF2R的基因，引起了世人的争论。
这种争论不足为奇，从我得知他宣布的那一天，就预示了他挨骂多于赞美。为什么呢?因为关于智商测试的历史不容乐观，在科学界的所有争论中，没有比关于智商的争论更加充斥着愚蠢意见的了。
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是带着不信任和偏见来谈论这个话题的。我不知道自己的智商分数是多少——其实我上小学的时候测过智商，但从没有人告诉我结果。最可笑的是，我在做那些题的时候没意识到测试时间是有效的，所以我就没抓紧时间做题……当然收卷的时候，我没能做完所有题，分数大概也高不了吧!
话说回来，我没有意识到测验是有时间限制的，这本身就不像是聪明人干的事——于是，回到家，很理所应该的，我因此被老爹臭揍了一顿。别的不说，这顿打让我日后形成了还算不错的习惯——处理任何事物，用不着别人催，我自己就设定了时间限制，尽快把它做完。
这个事件，主要是这顿揍，让我对用数字来衡量智力水平的这一十分粗糙的做法失去了敬意，想在半小时之内测出智力这么复杂的玩意儿，在我看起来十分荒谬!
事实上，最早的智商测验，其出发点就带着偏见。弗朗西斯?高尔顿①最早开创了区分人类先天能力和后天能力的办法，而且他一点也不隐瞒这样做的理由：
“我的目的是要记录在不同人之间由遗传所得到的不同能力，家族和种族是那么的不同。我希望了解人类历史允许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用优秀的人种去替代不够优秀的人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快地推动人类的进化过程……”
换句话说，他是想把人当成牲口那样有选择地进行繁殖。
你听这话有点耳熟是吧?像不像种族大清洗的论调?
不过在高尔顿活着的时候，智力筛选没怎么推开，它到了美国才真正变得丑陋起来。
起初，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许多对“弱智”进行绝育的法案。但是在1927年，高法的立场改变了。在巴克控告贝尔一案中，最高法案判决，弗吉尼亚州政府可以给凯瑞?巴克实施绝育手术。
凯瑞?巴克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居住在林池堡一个癫痫病人和弱智者聚集的群落里，她和她的妈妈爱玛以及女儿维维安挤在一个小窝棚下。
在进行了一次仓促草率的检查之后，她的女儿，仅有七个月大的维维安被宣布是个白痴;于是凯瑞?巴克被命令去做绝育手术。
请你允许我强调一下：
仅有七个月大的维维安被宣布是个白痴!
请问，你如何检验一个七个月大的孩子是白痴?!
法官奥利弗?文戴尔?霍姆斯在判决中有一句出了名的话：“三代白痴已经够多了!”——当然，他说的是这祖孙三代。随后，凯瑞真的被绝育了，她的女儿维维安活到了七岁的时候，死掉了——可不是笨死的!而是被政府忽视，成天耗在贫民窟，染病又得不到治疗，所以病死了。
尽管美国是个错误的先锋，其他国家也跟得很紧。瑞典给六万人做了绝育，加拿大、挪威、芬兰、爱沙尼亚和冰岛都把强制绝育塞进了自己的法典。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德国，先是给四十万人做了绝育，后来又杀死了其中的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十八个月内，有七万已经被做了绝育手术的德国精神病人被送进了毒气室，理由是为了腾出病房来给受伤的士兵使用。
这就是科学的黑历史，这就是人类的黑历史。之所以絮絮叨叨骂了许多，主要是因为老威的错误也和这智商测验相关，而这错误一直让老威内疚至今。
六、老威同学的忏悔录
老威曾经问我：“小艾，刘紫建是在咱们胡同里长大的，你也认识他，还有印象吗?”
我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没有，不然我早就该想到。
于是他又说：“刘紫建在那个时候，被大家定义为笨蛋，很出名，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咱们胡同里的孩子，除了你，我就记得有个叫常江，有个叫黄和的。这俩名字没法忘，至于刘紫建嘛……”我还是摇了摇头。
“也难怪。紫建被定义为笨蛋，始作俑者是我。”老威一回想起这事，就难过地低下了头。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也引入了智力测验，而且不知是谁的主意，把这种测验推向了小学。
于是，生活在红砖绿瓦灰墙柏油路上的我们这帮孩子，成了实验的第一波测试者。
我慢悠悠地做题，为此挨了一顿打，这事挺可笑，因为我挨了打，都还不知道自己的测验得了多少分。
我不知道，比我早两年上学的老威却知道。原因是，尽管老师不曾说，但是他这个坏小子偷到了测试的结果。
智力测验其本身并不可怕，它有一个合理的用途——作为教育者，人们应该关注那些分数比较低的孩子，努力把他们教育得更好;可惜在教育者手里，测验被用于选拔分数高的孩子，加以特殊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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