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在探长身后关上门，住在布莱德林新月区的妇人好长一段时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她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会客室地毡的褐色花纹，伸出舌头舔着她的薄唇。她没有显现一丝不安，全副心力都集中在思考，大脑像个电动钟摆一样快速运动着。约莫两分钟的光景，她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仿如一件家具，一只安静的闹时钟。终于她转过身走回起居室，跌坐在被探长的重量压扁的椅垫里。她全凭本能让自己小心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似乎那是生命当前最马虎不得的一件事。她从餐具橱的抽屉里取出一条白色桌巾，开始准备晚餐，在厨房和起居室间从容地来来去去，精心将刀叉平行摆放好，一如她平日所做的。在她一切就绪之前，钥匙“咔啦”一声门锁打开，一位28岁，穿一身淡褐色的女人走进门。她的灰褐色外套，鹿褐色围巾，稍称得上流行的绿褐色帽子，告知了她的职业。她在走廊脱下橡胶鞋套走进起居室，应酬地笑谈外面的雨天。
伊芙雷太太应和着，说：“我帮你准备了一些冷餐当做晚饭，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出去一下。我急着去见个朋友，希望你觉得没什么关系。”女人向她保证没什么大不了的，伊芙雷太太感激地回到厨房。她从托盘里端出烤牛肉，切薄片做三明治，用白色餐纸将三明治裹起来装在面包篮里，配上煎好的肉肠、切成菱形的肉片和一包巧克力糖。她在火炉里添了一点儿柴，装满一壶水，把壶搁在炉台上，等她回来时水就烧开了，然后赶紧上楼。她回房里换上外出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把几缕顽固的发丝塞在帽子底下。她从抽屉里拿出钥匙，接着又打开另一个抽屉，数过抽出的那叠钞票后，把它们塞进钱包，然后在堆叠的帆布和丝绸上打开记事本写了一封短笺，将信签装入信封藏在外套口袋里。她再度下楼，拉出手套，拽起厨房桌上的小篮子从后门出去，并将门锁上。她走到街上，毫不左顾右盼，她挺直脊背，昂起下巴，坚毅前行，像是在对世人昭告自己是个操行良好的公民。她在富汉路的巴士站等车，表现出一副明达事理及懂得矜持的女人的样子，对其他候车乘客视若无睹。和往常一样，她上车时，车上只有那个观察力出奇好的驾驶员认出她曾经搭过他的车。当巴士带她前往布莱辛顿的途中，她丝毫不动声色：同车乘客以为她要不是只麻雀，就是根灯柱。抵达布莱辛顿前，她在史崔罕丘下了车，消失在夜晚的浓雾里，没有人记得她当时是往哪个方向去，没有人因她隐藏在外表下的紧张惶恐而觉得不安。
街灯如朦胧的月光般悬挂着，她往上走了好长一段路，又向下走到另一条一模一样——笔直平坦、雾茫茫的街灯、冷冷清清的路。一条又一条。在最后一条街的半途她突然转身，返回最近的一盏街灯。一个女孩匆匆忙忙地超过她，约会要迟到了;小男孩合掌摇着两便士发出“叮当”声响。没有别的人了。她假装借光看表，重新朝着原来的方向走去。她左边一幢有高耸宏伟的柱廊建筑，承袭着布莱辛顿上流社会的高傲和冷漠，墙上的灰泥如雪片般剥落，鲜艳夺目的窗帘显出房屋主人庸俗的品位。此刻这些东西已经没什么值得细看的，惟有门内扇形窗户缝隙露出的一丝光线显示屋里有人居住。她隐身在其中一扇门里，轻轻关上厚重的门。爬上两层光线微弱的老旧阶梯，爬到第三层楼，三楼没有灯。她抬头望望黑漆漆的楼上，倾听着，但整栋房子里只听得到旧木头发出的叽嘎声。她一步步缓慢地摸索着往上爬，在转弯处小心翼翼以免绊倒，终于走到没有半丝光线的楼梯顶端，停下来喘气。盘算着某人应该知道是她来访，她用手摸索看不见的门，找着了，她轻轻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回应，门底下也没有显示里面有人的光线。但她还是又敲了一次门，嘴唇贴在门与门框衔接的缝隙悄声说，“乔瓦得，是我!”几乎在同时，门里有什么东西被一脚踢开，门开了，她从敞开的门外看见点了盏灯的房间，男人的侧影看上去像是逆光的十字架耶稣像。
“进来，”男人说，把她拖进房里，关门上锁。她把她的篮子放在窗帘后面，转身面向从门边走过来的男人。
“你不该来的!”他说，“你来做什么?”
“已经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了，所以我过来，我必须见你。他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苏格兰场的警察今天傍晚来过，想知道有关你们两个的事。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了他，告诉他一切他想知道的事，除了你在哪里。我甚至还把你们的照片也给他了。他知道你人在伦敦，你已经不能再留在这里了。你该赶快走。”
“你为什么要把照片给他?”
“当我假装去找那些照片时，我知道我不能空着手回来说没找到，我要让他先信任我。我是说，我怕自己会把事情搞砸了。所以我想，先让他拿走那些照片——他得从头去打听你们俩——一张照片不会捅出什么娄子的。”
“不会吗?”男人说，“明天所有的伦敦警察就都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了。这说明了一件事——天知道，这简直糟糕透顶——仅仅一张烂照片就能害惨我。真该撕了它!”
“对，如果你要继续留在伦敦，情况就会很糟。你留在伦敦，很快会被逮到的。现在最紧要的是，你今天晚上就赶紧离开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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