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本李斯特?”皮娅眼睛一亮，“罗默家具店的那个西本李斯特?”
“嗯，是的，”女服务生点了点头，接着故意压低了声音，“自从那个弗洛特曼的老婆跟旅行社一个叫曼泰的家伙跑了之后，弗洛特曼几乎每个周三都到这里来吃晚饭。有时候西本李斯特也和他一起，偶尔保利也在。”
这个女人似乎非常乐意和皮娅分享她所知道的客人隐私，眼里透露出兴奋的光芒。
“保利每周至少来这里一次，每次都会点一份煎肉排或者牛后腿肉。都说他只吃蔬菜和豆腐，其实根本不是真的。最近，扎哈里亚斯也常和他一起吃饭，当然，这件事施瓦茨·埃尔温是不知道的。”
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两个人用很小的声音交谈着，但显然为一件什么事情讨论得十分激烈，以至于博登施泰因和皮娅走到了面前，他们才发现身边有人。两个人当然都已经听说了保利的死讯，昨天，埃丝特·施密特刚给他们打过电话，弗洛特曼还专门去了她家。弗洛特曼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留着精心修剪的短胡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有些灰白的头发搭在额头前。
“我们从中学时代就要好，”弗洛特曼吸了一口烟，“实在是想不到……”
斯特凡·西本李斯特，罗默家具店的老板，身材微胖，脑袋前面有些秃，眼睛水汪汪的。他也戴着一副眼镜，左侧鬓角上有一块十分显眼的红色印记，这在当年的路基占领者当中已经看不到了。四个人互相介绍了一番，在和弗洛特曼握手时，皮娅感到他的手汗津津的，她没说什么，装作不经意地把手在牛仔裤上擦了擦。保利、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相识于中学时期，他们一起反抗传统家庭的束缚，走上极左思潮的道路。他们声援核电反对者，支持德国红军团，七十年代末，绿党成立，他们更是找到了自己意识形态的归宿。一九七九年五月，他们占领了规划中八号联邦公路的路基，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一时。后来，保利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他的伙伴们却渐渐觉得，应该适当地考虑大众的社会规范。此后，沃尔夫冈·弗洛特曼继承了父母留下的书店，而斯特凡·西本李斯特娶了罗默家的女儿巴贝尔，罗默家开的家具店在本地名声在外，十年前，西本李斯特成为这家店的老板。说起来，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在本地都是有名望的人，在建立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时，两人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几年前，西本李斯特接替保利成为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主席，而保利则因为其过于激进的行事方式落选。“我不想说保利的坏话，”弗洛特曼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他虽然有些急躁和固执，但是，他是个宽宏大量、心胸广阔的人。尽管我们时有争执，但仍然是朋友。他就是一个不记仇的人，我会想念他的。”
他越说越难过，但仍朝皮娅挤出了一个笑容，随后叹了口气。
“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在争吵，我再也没机会与他和解了。”
“为什么会争吵呢?”博登施泰因问。
“乌里总是喜欢攻击别人，他的这种行为对我们最近的工作有害无益，”弗洛特曼把手中的烟头摁熄在烟灰钮里，“很多凯尔克海姆的居民都不赞成继续修建八号联邦公路，我们的阵营很庞大——除了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成员，还有很多其他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光有热情和投入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客观和理智。乌里却并不这么想。星期一的议会会议，我本来打算阻止他，但是没能成功，反倒遭来他一顿骂。不过，我并不怨恨他，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
“星期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博登施泰因追问道。
“还是那件事，关于八号联邦公路，”弗洛特曼回答说，“会上宣读了行政专区主席的一份文件，文件里提到，国土规划程序已经结束，环保组织递交的两千份抗议书无效。基督教民主联盟当然对这个文件赞誉有加，但是乌里不干了。他当场提出，他手头上有证据，能够证明博克咨询公司给出的评估结果中数据有误。他说的没错，这件事我们也知道，这绝不是凭空臆造的。我们已经和BUNTE的主席还有科尼希施泰因ALK的主席都谈过了，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要求他们重新进行评估。但是保利不同意，他说，我们想得太单纯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甚至牵扯到了柏林，这件事背后的黑手，是联邦州政府、行政专区主席会甚至国家交通部。”
皮娅低头做着笔记。
“乌里是有备而去。除了指出博克咨询公司的错误，他还抖出了施瓦茨和康拉迪买地的事情。他把两个人在公路规划路线上买的地的地段号码都指出来了，当场把施瓦茨和康拉迪气得七窍生烟。”
“施瓦茨在里德尔巴赫山谷有一块草地，”西本李斯特在旁边补充说，“康拉迪的在施奈德海因附近。还有市议会议长尼克尔，他也有一块地，也在八号联邦公路的规划线路上。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地都是在线路公布前不久买的。”
“为什么耐人寻味呢?”皮娅有些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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