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在红灯前停了下来，把衔在嘴里的香烟点燃。
被害者一家人真的存在吗?
答案既是“YES”，也是“NO”。那“一家人”或许真的存在，但是那一家人并不是绑架案的“被害者”。正因为三上深知当警方认真起来的时候有多么恐怖才会这样想。再也没有比凭空捏造出被害人更容易的事了，这可是比违反规定的调查还要不入流的行为。虽然三上很想相信警方不至于堕落到这个地步，但也正因为他很清楚只要警方真的想要蛮干，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才无法把这种想像赶出脑海。
事件是绑架案，首先要做好“被害人家”的设定，因为通联记录会留在不归警方管的NTT手里，所以被害人家的电话就不可能是警察家或亲戚家、甚至外围团体的办公室号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跟警界有亲密关系的“共犯”。即使不是黑社会的人也无妨。只要是欠警方人情的人、被警方抓住把柄的人、整个人生都在警方掌控下的人都可以。像这种可以交换条件的一般人，只要“晓以大义”就完全不用担心对方会说出去，也没有被倒打一枪的风险。考虑到这次要扮演的角色，或许以表面上过着普通生活的夫妇最适合。
脑海中浮现出在礼堂门口当守门员的暴对室芦田那双闪烁不定的眼神。以前他曾经“解救过”差点带着一家老小自杀的旅馆业者。性好渔色的老板傻乎乎地被设局仙人跳，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当地的地头流氓屡次敲诈，就连年轻的老板娘也惨遭玷污，据说整个过程还被拍下照片和影片。这家人私下向芦田求救，芦田便私下找上那个黑道的老大，要求他们放过那对夫妇，另一方面也承诺会当恐吓和对妇女施暴的犯罪行为“没有发生过”。三个月后，芦田从黑道最底下的小弟办公室里搜出两把枪而受到本部长的表扬。后来甚至还听说旅馆里有间芦田专用的特别室，年轻老板娘的照片和影片则沉睡在那个房间的保险箱里。
这对夫妇绝对不是什么特别的案例。这年头要隐瞒重大的前科、想躲避债主的追讨、有什么秘密让别人知道会无法在社会立足的夫妇要多少有多少。像这样的“共犯”会随着警察——尤其是刑警的执勤年资等比例增加。因为要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事件发生。所以“父母”三两下就可以搞定了。接着是……。
三上把香烟捻熄，发动引擎，驱车前进。因为前面塞住了，所以他就变换到左边车道，卡进一辆大卡车前。
接下来只要共犯夫妇之间还有个女儿便行了。就算是儿子也无所谓，说得再极端一点，就算没有小孩，只要夫妇加起来有三支手机就万事俱备了。把其中一支手机设定为“C子使用的手机”，由刑警利用这支手机打电话到家里进行恐吓。如果想避免现役刑警直接下手的风险，那只要由前刑警或其他共犯扮演绑匪的角色就行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假设真的有一个“不常回家的C子”，而她又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共犯的话，那么这个绑架案的剧本就是利用她“行踪不明”的前提写成的。只要照着这个剧本，让前天出门的C子在某个地方把手机“搞丢”就行了。就算她把手机放在包包里或是须臾不离地随身携带，但是人难免疏忽，而且睡着的时候会比动物还没有警觉性。所以一旦被熟知各种窃盗手法的窃盗犯刑警盯上，要让她把手机“搞丢”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或许C子有向派出所报遗失，也或许是以被偷走的方式报案，但无论如何，只要特搜本部不打算接收这方面的讯息，C子就会一直处于“被绑匪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
三上明知这早已超出想像的范围，根本可以说是胡思乱想，但他还是无法一笑置之。
因为匿名的缘故。
在匿名的保护伞下，即使编出再匪夷所思的故事也都能够成立。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无论发展成多荒诞的局面也都可行。编造故事的时候，匿名可以说是无所不能，而无数的选项都可以并存的构造不正是幻想本身吗?
三上习惯性地松开油门。
“葵咖啡”的招牌从眼角掠过，那是64追击剧的起点。如果真的有个不是自导自演的犯人，而且是认真地想要重演64一幕的话，那么相隔十四年，明天店里将会再度坐满伪装成情侣的调查人员。
但如果犯人就是刑事部的话，店里就会依旧门可罗雀，因为案情不会进展到交付赎金的阶段。只要让绑架案的状态持续到长官预定抵达的时刻，也就是明天中午，就能确实地破坏视察一事。不对，说不定今天就可以搞定了。一旦取消视察的决定传达到D县警那里，案情就会急转直下，朝着落幕的方向发展。
三上加快了车速。三点三十五分。比想像中还要花时间。
届时，已经达到目的的特搜本部会开始进行“善后工作”。先将媒体利用到淋漓尽致，再让他们彻底地跌破眼镜，好让一切归于平静。首先发表“已经找到C子，一切都是她自导自演”，让先前就已经酝酿好“自导自演的可能性”发酵，然后在记者会上两手一摊说“我们也很傻眼”，表示既没有共犯也没有背后的藏镜人，一切都只因为C子想要让父母为难而已。犯行是把从网路上看到的陈年往事“原封不动地照抄一遍”，用来变声的氦气则是在派对上玩宾果游戏抽中的奖品。“非常抱歉，她已经在深切反省了……”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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