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早晨，吴佩孚回光返照，吃了一大碗粥，这时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且将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大作带了一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前来要求看治，吴佩孚态度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汪崇屏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怎样?”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里里外外哭声一片。一些年轻气盛者，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也不敢动。汪崇屏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境况十分狼狈。
吴佩孚在牙疼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大总统曹锟一子一女，是姨太太所生。这名姨太太手里有一些积蓄，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佩孚照顾。他儿子名叫曹得岳。这个孩子因为手里有些钱，从小又没有严加管教，所以在长大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等到钱花光后，吵着、闹着要跟他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吴佩孚虽然很不舒服，但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当时有一根翡翠棒，非常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吴佩孚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很是难过，一言不发，独自回到楼上。这桩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对吴佩孚的病情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二是暗示“日本人害死说”。
吴佩孚1932年1月寓居北平，1935年拒绝参加汉奸策动华北自治活动。“七?七”事变后，拒不出任日军策动组织的北平维持会会长职。1939年11月因牙疾被迫入日医院治疗，当日猝亡。
三是“死因多方面说”。
一方面暗示吴佩孚死在日本人手中，一方面又说另有原因。其文是：“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寓。”
四是明示“日本人害死说”。
《民国怪状大观》就是这么说的。原文是：“据说吴佩孚死于牙疾，且主刀者系日本人医生石田。那日医动手术时，只一刀下去，只听吴大帅一声惨叫，顿时喉管开裂，血流如注而身亡。终年66岁。”
吴佩孚是一个大军阀，军阀这个词给中国人一种非常恶劣的形象，实事求是的说，只要是军阀就肯定不是个东西。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吴佩孚又是一个好男儿，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汉子。
首先，吴佩孚是一个具备人类基本良心和道德的人。张敬尧在湖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湖南几成人间地狱。吴佩孚本来就对段琪瑞、张敬尧不满，又见张丧尽天良，决议不愿作其看门狗，毅然以换防名义北上，张敬尧一失去吴佩孚这道防护墙，立马崩溃，可以说，没有吴佩孚的北走，历史上著名的“驱张运动”就不可能成功。吴佩孚作为一个军阀，换防北上有他的利益需要，但是吴如果想得到更大的个人野心的话，可以做出比北走更好的行动。吴佩孚的行为是一个具备人类基本道德和良心的人的反应。
吴佩孚更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吴号称不投靠洋人，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吴不投靠洋人，既是他作为一个爱国男儿的表现，更主要的是吴的明辨是非。
这个世上有很多号称忠君爱国者最后却是引狼入室，祸国殃民。他们中间有假爱国者，也有自身愚蠢导致祸患无穷，吴佩孚的敏锐眼光使他保住自己的真正爱国男儿的形象。
吴佩孚是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作为一个军阀，他应该只代表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军阀可以干任何事情。吴完全可以和苏俄合作而做大，也有可能“统一”中国，仰靠苏俄;吴也完全可以和日本人合作而东山再起，继续做他的军阀事业，也可以在抗战前后投靠日本人做一个伪首脑。而吴佩孚这个军阀却是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前途而屡屡损害自己的军阀利益，最终一败涂地，凄惨离世。
吴不是不可为，也不是不能为，而是吴大帅不愿为，吴佩孚为人清高，自诩关云长再世，以岳武穆为精神偶像，好读“春秋”，这样的人要他为了个人私欲去出卖国家利益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吴佩孚的精神境界是历史上绝大部分中国政治家不可能达到的。如果相信转世之说的话，吴佩孚是春秋时代的义士转世再度托生。
吴佩孚在外寇当前，国难当头之时，在大是大非面前，大义凛然，不畏敌寇所挟，不为日伪利诱，决不卖国求荣，坚守人生底线，断然拒当汉奸傀儡，表现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操和气节，确实难能可贵，足令人佩服。吴佩孚的不幸其实是中国的不幸，吴佩孚曲高和寡，他的悲剧是必然的，中国人如果都能够学到吴佩孚的一点皮毛，吴大帅就不会如此悲凉，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血泪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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