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为了反对军阀反动统治，北伐军开始北上。革命的三大对象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同年9月，北伐军浩浩荡荡进入江西，孙传芳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亲自到九江督战。几个月激战之后，孙传芳的部队损失惨重，从而不得不放弃闽赣、退保江浙，与北伐军进行对垒。北伐军曾经很多次劝孙传芳归顺并投降，孙传芳却坚持反共、讨赤的立场，拒绝任何的谈判。失利后，孙传芳见北伐军势不可挡，乃于11月18日改名化装乘普通客车由南京抵天津拜见张作霖，向张乞授认错，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张作霖主持。孙传芳还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大喜过望，表示不计前仇，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孙传芳在会上建议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会议决定让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孙传芳，孙传芳让出江苏、安徽的北部给直鲁联军。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年春天，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没多久，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传芳不得不宣布解体。
1928年底，孙传芳退至关外，来到沈阳，被东北军张学良礼遇，之后，又躲到大连。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张学良关系也不如往日。后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分外高兴，积极加入反蒋同盟阵营，可是，随着“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居在天津，孙传芳当然也不会如此寂寞下去，便在政治上开始转向与蒋介石政权较量。所以当时孙传芳的很多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经过一段修行，孙传芳几乎变了一个人，以前东山再起的夙愿不再萌发，言谈举止亦和往日大不相同。也许“孙联帅”果真净化了灵魂，为行善事。每到炎夏，他家门前必放置一些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竟对入宅行窃之徒大发慈悲，非但不加惩罚，反而命人赏米放归。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加以报道。世人闻之纷纷议论“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令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呢?
民国时期刺杀成一时风气，陶成章、宋教仁、郑汝成、陈其美、汤化龙、徐树铮、张绍曾、廖仲恺、邵飘萍、史量才、杨杏佛都是被刺身亡，汪精卫遇刺受重伤，宋子文遇刺安然无恙，这些政治暗杀难道真成为了历史上的重大疑点?当然也有为报仇雪恨刺杀大人物的，如山东省政府副总参议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直系大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为刺客，既要身手矫健，又要视死如归，决非胆小惜命的常人所能胜任。以男性的歧视眼光看来，此等行为女子更不可能有。然而，凡事总有例外。中国古代的奇女子中，东汉酒泉女子赵娥便为父亲赵安报仇，手刃仇家。这个历史故事的大致情节为：赵安被同县的李寿无端戕害，此前，他的三个儿子都夭折了，膝下荒凉，只剩女儿赵娥，也已嫁为人妇。李寿沾沾自喜，以为赵家连个壮丁都派不出，纵然结下了血海深仇，终究拿他没辙。仇家吃下了定心丸子，比先前更为骄恣，赵娥表面上没什么明显表示，复仇之心却坚如磐石。她私下准备了一把锋利的短剑，藏在袖子里，常常坐着帷车，静候时机，可是十多年都未能如愿。后来，赵娥与李寿在都亭狭路相逢，她毫不迟疑地拔出利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死仇家，随即前往县衙投案自首。她如释重负地说：“小女子的父仇已报，请大人定罪吧。”县令被赵娥的大义感动，不忍加害于她，竟打算挂印而逃，与她一道远走高飞。赵娥感谢县令的好意，却不肯隐姓埋名，流落异乡，以待罪之身苟活人世。她振振有词地说：“杀死仇家，这是我的夙愿。因此触犯刑律，该当如何处置，那是您的职分，我绝不草间偷生!”赵娥的言行义薄云天。尽管汉代法网严密，但各级官员仍纷纷出面为她求情，她最终获得朝廷特赦，一时间成为天下景仰的奇女子。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位女子的行为和遭遇与赵娥极其相似，她刺杀的仇家来头更大，是直系军阀孙传芳，其雷霆一击也比赵娥当年的壮举更轰动天下。这位侠女便是施剑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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