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_富杰【完结】(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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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之前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是拍照又是登报,大肆渲染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可实际上大部分赎款都被当局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破案的毛森。犯案参与者吴志刚之前用分得的赎款所买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荣家还分别送给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各4万美元,作为对警方人员破案出力的酬谢。

  其实在警方发还十几万美元赎款给荣家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为止。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各地官员见荣德生这位大财主向上海当局“慷慨解囊”,分外眼红,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的,也只好忍痛解囊。

  风波既是冲着钱财来的,钱财散尽了,风波也就平息了。荣家确实在这张绑架案中损失惨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绑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荣家人估计心中有数,但在那样的乱世中,政府、警备处都不成体统,向他们索要公道就好比缘木求鱼。荣家人大概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才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汤恩伯对警备司令处采取保密措施,历来史料上也未确切提及,今天,我们就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做大胆猜测了。

  先说松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军统头目戴笠是同乡,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又和保密局头目毛人凤是同乡同宗,还有汤恩伯做后台。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派先是他到上海活动,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戴笠、毛人凤庇护下来,戴笠还派他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再看荣德生脱险回来以后,毛森又气又急,督促部下加紧破案。毛森估计,绑匪肯定不是一般的绑匪,一者绑匪没有司令部的印章这个“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行动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自己的份量增加筹码。

  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先生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枪决。

  这样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又是嘉奖,又是提升。毛森从此一路青云直上。

  从这里,明眼人大致可以窥探到荣德生绑架案的一斑。不妨做这样的假设:毛森指使部下绑架荣德生,索要钱财,然后再指使别的部下侦破案件,拿来赎款。这样,赎款可以变相地以酬金的方式纳入口袋,破案的声名也当仁不让,一举两得。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层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面军势力,第三方面军的幕后,便是庞大的国民政府集团。荣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实业,脚踏实地,根深蒂固,与国民政府庇护下的的官僚资本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相去甚远。面对荣氏企业这样资力雄厚的财团,国民政府应该是会有所行动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原因吧。

  因为国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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