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陵盗宝事件反应最大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此时溥仪被逐出宫还不到4、5年，寓居天津张园，与遗老之间以君臣相称，自我维持小朝廷局面。清室和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张园的灵堂决定要摆到陵墓修复为止。起初，蒋介石政府的反应还好，下令让阎锡山查办此事。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被阎锡山扣下了。随后不久，消息传来，说被扣的师长被释放，蒋介石决定不追究了……
7月10日夜，孙殿英在马伸桥临时指挥部悄悄完成了验宝和高级军官们的分宝事宜后，当即命令所属部队连夜向顺义、怀柔一带开拔，连续三天三夜的东陵盗宝随之落下了帷幕。孙殿英部以近三十大车宝物的收获，宣告了东陵盗案的成果和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的千古遗恨。当时的溥仪身居天津张园，闻祖陵被挖掘，悲愤无比，强烈抗议孙殿英的罪行。随后溥仪派遣清朝遗臣载泽、耆龄、宝熙、陈毅等人前往清东陵重新安葬，地官内空空如也，残破棺木和碎衣烂衫被扔了满地，慈禧的尸体被放在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她脸朝下，手反转搭在背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当反转她的尸身时，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确有残破。载泽等人将慈禧及裕陵内乾隆帝、后、妃尸骨重新殓葬后，掩埋了洞口，返回天津。
东陵盗案，轰动中外，京津一带满城风雨，新闻报刊通载着谴责文章。孙殿英见势不妙，赶紧施展出脱身之计，通过戴笠的关系，将盗陵所获的翡翠西瓜、翡翠蝈蝈白菜、夜明珠等国宝，转赠给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人，从中斡旋的戴笠也受了贿。其结果，不仅孙殿英逃脱了法网，就连孙殿英的部下、已被逮捕的师长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了。谭温江是参加盗陵的干将，因在北京琉璃厂销售盗陵所得珠宝而被捕。孙殿英通融行贿，官官相护，竟使盗匪得以逍遥法外，轰动全国、举世瞩目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那么东陵宝物今日何在呢?
民间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那么东陵的宝物是否真的藏在徐公馆呢?目前这个问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
徐源泉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他并没有入住，公馆建成后徐派出1至2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轮美奂，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后来，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补查时，许多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一位胡姓的人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竟然让他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后来，为了探明真相，此人又走访了当年徐公馆里的一名女佣。
据女佣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小的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于是改大门为现在的西北方向。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东陵宝物藏于徐公馆没有任何证据，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对于徐公馆是否藏有宝物，徐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有自己的看法。徐钧武说，他从小所居住的徐公馆建于1931年，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他的父亲自小离家并未和家人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推断，“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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