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证据”的我，就这样在李小影的大哭小叫中，在各家小报的关注中，在缺少聊资的人们的翘首以待中，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
这一刻，记者们也不知是不是感到于心不忍，纷纷把对准我母亲的镜头移开去。我外公见状，扯去他这段时间以来在媒体面前伪装出来的慈父的温情面纱，像一条疯狗般朝着产床上已经半死不活的我母亲一阵疯咬。
这当然怨不得他，为了保全这个“证据”，他处心积虑了十个月，如今，真相就要大白了，如此多的镜头聚焦于我母亲，她本当体面地出现在镜头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展现她的楚楚可怜、娇弱动人、清白无辜，从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同情，在“证据”之战未打响之前就占领先机。对于我外公这么一个无权无势的小民来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了，我的母亲再不好好抓住，也许就会前功尽弃。火烧眉毛之际，我外公能不狗急跳墙吗?
但我外公的“狂吠”并没唤醒我的母亲，这个女人早已忘记了她孕育“证据”的使命，只是虚弱地昏迷着，飘忽在阴阳之间。
稍顷，记者们才从我外公的狂吠和我母亲的昏迷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将杆杆长枪似的镜头对准了我这个刚刚出生的“证据”。尽管我像我的母亲一样困倦，但为了自尊，我还是迫不及待地睁开眼睛，恐惧地望着那些长枪，发出了孱弱的求救信号。
我感到了莫大的耻辱!我多么希望能得到一块遮羞布，将我这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裹起来。
没人理睬我。人们关注的是一个证据。就像排练戏剧一样，记者们让我外公把全裸的“证据”托在手里，面对镜头，说着他的感想。
第一个开口的，是一位情绪激动得有些歇斯底理的女记者，她将短炮抵着我外公的下巴，有些语无伦次地问道：“李先生，你现在终于拿到了证据，面对这个证据，此时此刻，你有何感想?”
我外公咳了一声，才用颤抖的声音说：“我的心情很复杂，复杂得你们难以想象。不错，她是一个证据，可她还是一个生命，是那个混蛋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怎么对待这个孩子，甚至不知道该不该认下这个外孙女……”说到这里，我外公装模作样地挤下了两滴虚伪的眼泪。
这时，另一个壮得像笨熊似的男记者拿着短炮钻到我外公面前，追问着：“如果通过血液鉴定，确定陈新潮就是这孩子的父亲，你还准备把他告上法庭吗?”
我外公就像刚刚吸了大麻的瘾君子，一下子来了精神：“我当然要告他!去年我女儿还不足十六岁，他这是强奸少女，他必须拿出巨额赔偿，否则，就得蹲监狱……”
又一个长相甜美的女记者凑了上来，一脸悲天悯人的表情，压低声音问我外公：“李先生，你……你不觉得让你女儿生下这个孩子，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吗?你让这孩子以后怎样去面对社会，面对生活?还有，你的女儿连抚养她的能力都没有……”
我外公猛地将我扔到床上，抬起头，火冒三丈地打断了女记者的话：“这正是我想告诉世人的。作为父亲，我让我女儿生下这个孩子，的确很残忍。众所周知，这个孩子是作为证据出生的，她只能是个证据，否则，她的出生不仅毫无价值，而且还是个灾难。可她必须出生，因为她是我打赢这场官司的唯一筹码。除此之外，我已无路可走。我女儿出事这一年多以来，我辞去了售货员的工作，四处奔走，只是想讨个说法，可没人拿我们当回事儿。他们几乎都在重复着相同的话：‘陈新潮不就是跟你女儿睡过觉吗，年轻人你情我愿，睡就睡了吧，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你女儿怀了陈新潮的孩子?这很简单，去医院流产嘛。’‘你怎么能证明孩子就是陈新潮的?我们问过陈家人，他们说压根儿就不认识你女儿。’……这些人没有一个站在我们的立场说话，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让女儿生下这个‘证据’，以还我们的清白，让陈新潮赔偿我们的所有损失。”
“可是，李先生，我还是想知道，等这个证据的作用发挥完了之后，你打算怎么处置她呢?”还是那位漂亮的女记者在追问。
“把她送走!反正我没钱养她，我女儿也没这个能力。”
听着我外公掷地有声的话，记者们又将长枪对准缩在床上的我。
闪光灯把我的脸照得一片惨白，那情形真像一只挨了枪子的没毛小老鼠。
这时，我死气沉沉的母亲的眼角淌出一滴混浊的泪来。
全场一片肃静。所有人都被我外公的“豪言壮语”惊得瞠目结舌。
“可怜的孩子!”许久，我才听到漂亮女记者发出的一声轻微的叹息。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听到的最有人性的话。
我之所以会被当作“证据”出生，据说是因为我所谓的父亲的一次淫乱行为。我用“据说”这个字眼，是因为至今没有哪个权威部门给出同样的说法。
我的母亲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李小影。但我外公给她起这样一个名字却另有含义，即女儿是不真实的，来到这个家庭的只是个影子。因为外公希望三十四岁才好容易怀了孕的妻子生的是一个能传宗接代的男孩。这位念过八九年书、能说会道的老售货员，却跟封建闭塞的小县城里的那些目不识丁的愚昧老男人没什么两样，结婚生子延续香火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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