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安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
“泰民制药厂在十几年前，曾经从国外引进了一套设备，作为招商引资在本市医药领域的第一次合作，从上至下是把它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他顿了顿，“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黑白分明，也许我们不会有那么多困惑了。”李从安知道父亲讲到了重点。
李从安不想打断他，父亲现在就像走在幽黑的深谷里，他也在为自己找一条出路。
“一个贫穷的国家，在走往富强的路途中，一定会遭遇难以启齿的过程。”李从安的父亲高屋建瓴地说着这些话，听得出来，他的情感是真挚的。李从安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对国家有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情愫。
“在国外发达的医药和法律体制下，一种新药的面世要经过几层甚至几十层的检验论证才能上市，期间稍微有一点闪失，就会导致新药的流产。但在中国，程序被大大简化，衡量的标准也要低很多。国外往往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被临床运用的药物，在中国也许一年半载就能上市了。这些你都不知道吧!可这样做有什么错?当一个国家落后的时候，就是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在吸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配方，另一方面，从我们的制药厂出去的药，难道能说它们没有在治病救人?”
李从安依然没有说话，他在听着父亲讲，坦率地说，自从李从安懂事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现在的这种状态，像个孩子，在据理力争一件或许是错误的事情。
“那一头是国外公司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它意味着我们的制药事业能够更上一层楼，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人能被这些药治疗好疾病，”李从安的父亲接着说道，“另一头却是个由失误导致的事故——”李父又剧烈地咳嗽起来，李从安上前把父亲扶端正起来。
李从安从这些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已经基本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李从安所谓的事故涉及邹萍的父亲邹国庆。
“邹国庆只是一个意外!”李从安的父亲粗喘着气，可他倾诉的欲望一点没有减退，“没有人知道他在一周之内来过医院试药试了那么多次，当时的管理不规范，才导致了意外的发生。”
可那毕竟是一条人命啊!李从安心里想着，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我们讨论了很久，邹国庆是因为试药时出了问题，是医院无法推卸的责任!然而我们谁也不敢把这件事公布出去，谁也不知道这事儿一曝光会带来什么难以想象的后果，和外商的投资谈判当时正在进行中。所以我接到了上面的‘指示’，要低调处理。你在第一线工作了那么久，能明白我当时的苦衷吧!”
李从安抬头看了眼父亲，突然觉得父亲苍老了很多。
“我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工具罢了，我承认我的懦弱，还有一些自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选择了服从命令。我的任务就是要安抚好邹国庆，让他接受我们的私下协议。”
“那为什么又搞出了后来那么多事儿?”李从安禁不住问道。
“问题就在这儿，邹国庆接受调解，我们就必须让他在篡改过的鉴定书上签字。这就成了一个悖论，签了字其实是变相地承认他的意外和医院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就不可能在赔偿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为了让他‘知难而退’，有时候就必须给他一点压力。”
李从安明白这里“压力”的意思，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穿着这身“警服”吓人，他心里有点不舒服，中国的老百姓很老实，这一招有时很管用。
“邹国庆接受了我们的协议，拿了赔款，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去盗窃医院的财务科!可偏偏就在他去偷窃的同时，发生了一些意外，这就叫天命，”他抬起头来，“你调看过当年的卷宗了是吗?”父亲的眼神平和地看过来，李从安无从躲避。他想躲避，可知道这是在做无用功，如果父亲想要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那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
“说实话，”他探过头来，压低着嗓音，“现在想想，邹国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点‘压力’，觉得从正规的途径已经无法为自己争取公道，所以才会走上偏激的路。而且那天晚上——”李从安的父亲顿了顿，像是在鼓足勇气把它说出来，“那天晚上偏偏遇到了邓伟值班，在此之前，医院就怀疑是邓伟串通邹国庆来讹诈，否则事情不会那么复杂。而因为邓伟曾经‘告密’于邹国庆的前科，医院先入为主地认为是邓伟怂恿邹国庆来盗窃，并且因为分赃不匀才失手把邹国庆推下楼的。”
“所以邓伟为此坐了十五年的牢?”
李从安回想着见邓伟时的细节，联系父亲所说的，他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十五年后，邓伟还是会对警察和自己做出如此过激的反应了，可他从内心似乎依然并不承认自己杀过人。
“是的。此案终于惊动了‘上面’，这不仅牵扯到一起谋杀，而且还涉及到医院的内幕，我被责令限期破案。你知道的，这里所谓的限期破案就是为了尽快息事宁人。”
“可偏偏邓伟死活不承认，说俗点儿，他就是个书呆子，一口咬定自己没杀人，而且还不断地把医院一些不光彩的事儿说出来，我们破案的限期很快就要到了，所以就用了些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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