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那几名男士才想起来应该向厂保卫处报案。
直到保卫处的人到来后，杨建平和崔永利认出了死者，这才知道死者名叫王月华，是薄板车间的质检员。
那天，恰巧“三零一俱乐部”的成员要么值大夜班，要么值白斑，要么轮休，直到晚上十二点钟都不当班，此外前两天厂里刚发了工资，囊中充盈，所以大家决定聚在一起美美地满足一下口欲。
众人陆陆续续带着酒水、熟食和一些未处理的鲜货，汇聚到了“三零一室”。
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杨建平。他象是有什么大事要宣布似的端着架势。
“你们听说了吗?王月华死了。”他一下子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
“什么?再说一遍，谁死了?”
“没听说……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快又出事了?”
……
“大哥啊，你们怎么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真落后啊!”
“不是有你这个包打听天天来向我们汇报吗?我们操那份闲心干嘛!”
“少摆谱了，快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杨建平一改往日嬉笑的态度，表情严肃地叙述了事件的详情。
众人静静地听着，心情也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杨建平告诉大家，保卫处接到报案后，立刻分头进行了调查。他们从她同宿舍的女工那儿了解到，前一天晚上王月华上的是小夜班，下班后回没回宿舍并没有人发现。因为当时宿舍里上大夜班的人已经离开了，上白班的人正在呼呼大睡，所以没有人注意到她有没有回宿舍。
第二天早晨，上白班的人起床后没见到她，以为她已经收拾停当去食堂打饭了;值完大夜班回来的人也以为她去了食堂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因为王月华一向比较勤快，所以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如果不是有人去到发生凶案的厕所发现了她，也许至今都不会有人来报告她失踪了。
保卫处的人赶到案发现场，不由得顿足叹气。
跟上次一样，厕所里里外外到处都是凌乱的脚印。比上次更悲惨的是，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凶器----除了几块不足以致人死命的小石子外，没有发现任何李大夫口中的那类凶器，连可用于攻击人的木棍都没发现一根!
事后询问，那几位一心救人的好先生们说，当时只顾着救人，只想着先把人送到厂部医院再说，根本没顾上其它的事，保护现场什么的就更顾不上了。他们一口咬定，厕所里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凶器的东西。
他们的说法听起来也算合情合理，保卫处的同仁们只能频频叹气。
现场的地上有几处干涸的血迹，显然来自王月华的伤口。不过保卫处认为对于破案没有多大帮助，只是履行程序地拍了一些照片，没有详加研究。
保卫处依旧像上次那样扩大了搜索范围。
他们在厕所之外的煤渣路上发现了一些印痕，像是自行车轮胎印。这些印痕遭到了鞋印的破坏，显得模糊不清且断断续续。
这些印痕断断续续追踪到煤渣路尽头的柏油路面，便消失了踪影。
他们判断，骑自行车的人应该先于脚印的主人们到达那个厕所，所以轮胎印痕才会被脚印所破坏。那些鞋印很可能是那几位救人勇士留下的，虽然比较凌乱，但好歹还能辨别出几枚来，看得出来，似乎都是厂里发的翻毛皮工作鞋留下的。
于是他们把那几位勇士弄到案发现场，让他们逐个在那些痕迹旁留下鞋印。经比对，基本可以确定那些鞋印都是他们留下的。
对于那些轮胎印，保卫处毫无头绪。
他们将鞋印、轮胎印拍了照，而且还象好莱坞拍摄的现代犯罪影片中刑侦技术人员所作的那样，在拍照时在那些物证旁放上一把尺子。
这当然是杨建平的杰作。他谨记他的精神导师，也就是我老爸的教诲----“分析问题应力求准确，能定量的应尽量定量化”----恨不得把他遇到的每一样与案件有关的东西，都量一量，称一称，并且在他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记下来。
他总是随身携带着木工折尺、放大镜、指南针、弹簧秤之类的玩意儿，总觉得只有这样把自己装备起来，才与侦探的身份相称。尽管这些所谓的装备简陋得几乎不值得一提。
听完杨建平的叙述，众人边喝酒边议论开了。
“哎，怎么又是厕所?那个何赛娇，‘母大虫’不也是在厕所里遇袭的吗?”
“谁知道呢!这凶手总不至于是撒了泡尿，一时不高兴凶性大发，便跑到隔壁女厕所里大开杀戒了吧?”
“那不是神经病吗?”
“这个王月华到底是哪个分厂的?”我老爸问道。
“什么?你居然不知道王月华是谁?!她可是我们薄板车间的质检员，工作挺认真的。南部地区来的，个子瘦瘦小小，说话声音细细的，长得还蛮清楚的……”张晓书一脸好笑地解释说。
其实，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想不起这位王月华是什么模样，只不过因为她是位女士，大家不好意思显得太过关心，以免遭到起哄。现在经张晓书这么一形容，大伙儿这才依稀记得似乎是有那么一位瘦瘦小小的女孩子。长得其实还可以，就是个子太瘦小，皮肤有点黄里透青，好像营养不良;说话轻声细气的，动不动就脸红，而且总低着头;走路还老埃着墙根儿，好像生怕被人看见似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她往往被人们忽视了，以至于常常注意不到有这么个人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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