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正是专案组的民警们眼下正在做的事。
跟我爸的观点相似，警方同样认为，这桩谋杀案的凶手与发生在清钢厂的那两起案子的凶手，不是同一个人，尽管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出发点不同，而且也没有拿弗洛伊德那老头说事。
警方认为，如果是为了制造恐怖情绪而行凶，凶手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扩大恐怖影响，所以他决不会隐藏被害人的尸体，相反，他会让被害人的尸体毫无掩蔽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象上一个案子那样。
根据案例分析，被害人的尸体被掩盖，往往反映了凶手是熟人。
被害人除了四肢有轻微的挣扎抵抗造成的伤口外，身上其余部分没有搏斗造成的防御性伤口，显然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凶手近距离的突然袭击，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被害人很可能认识凶手。
此外，根据法医的判定，死亡时间发生在十月底至十一月之间，那时天气已经转凉，死者所穿衣物太单薄，不可能是日常打扮，而很可能是睡衣裤。这种穿着打扮进一步说明了死者与凶手相识。
所以搞清了被害人的身份，就能找到凶手。
清川市公安局没有另外安排警力调查此案，而是直接把任务交给了驻守在清钢厂的“10.12”专案组。专案组领导指派王熙荣的小组负责此案，并要求他们从速破案。
与三零一室的弟兄们的想法一致，王熙荣把排查的重点放在彩虹大道的施工人员身上，不过人家的理由更加充足，也更加专业：
首先，尸体是在他们作业的场地内被发现的，他们作为潜在的知情人，应该能够提供对破案有用的线索;
其次，尸体藏匿在他们的工地长达四、五个月之久，尸体的臭味早已出现，不可能没有一人有所察觉，这个问题值得追究;
再次，死者身着睡衣裤以及身上的多处擦伤中没有出血迹象这两点，都说明那座桥涵不是第一现场，而是弃尸地点，第一现场应该在别处，在某个居住点里;弃尸地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距其最近的居住点清钢厂宿舍至少在三公里以上，距离最近的村民居住点则在十公里以上，而距离施工队的工棚就近得多了，仅有九百多米，至多一千米出头;所以第一现场最有可能就在工棚内;
第四，从死者的穿着打扮来看，很可能是农村女孩，加上怀有身孕这点，警方怀疑是凶手将死者诱骗到工地，达到长期骗奸的目的;在死者怀孕后，为了掩盖其罪行，凶残地将其杀害。
王熙荣让吴小康带着六名警员去附近的村子打听是否有人失踪，或者认识死者;另一部分警员在清钢总厂保卫处的配合下，向员工们了解情况;他自己着带着六名手下去跟施工队打交道。
王熙荣跟他的手下在临时搭设的活动工棚中，找到了怒气冲冲的工程队负责人袁毅刚，一位四十岁出头、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看上去处事果决的男子。
彩虹大道由省第一建筑工程局承建，按照工程队原定的计划，他们将在剪彩当天开拔，前往另一个工地，设备、工具等已经拆卸包装托运，工棚也已经拆除，人员全部整装待发。
可清川市公安局的一道命令，却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已经交运的设备如果中止托运，火车站必须重新编组安排托运时间，届时未必能满足他们的工期要求。
更令袁毅刚头疼不已的是，工棚已经拆除，炊具也已经全部交付托运，大队人马的食宿问题要如何解决?
这个工程部现场施工人员共一百五十六人，管理、技术人员二十一人，共计一百七十七人，除了十几个打前站的已经动身到新工地之外，还有大约一百六十人。这些人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要吃饭，再买一套炊具要花一大笔钱不说，总不能天天都像当年红军长征时那样风餐露宿吧?
好在清钢厂厂长钟翰祥帮忙解决了这个问题。清钢厂能为近万名职工提供三餐，再增加一百多号人就餐根本就是小事一桩。
其实，如果不是碰上了连环命案，招引来了七十来号警察长期驻扎在厂部招待所，要解决这支队伍的住宿也不是个问题。可现在清钢厂没有这个额外的能力了，工程队只得自己解决。
可怎么解决?原先他们是一部分人住帐篷，一部分人住简易工棚。可是搭设工棚的材料已经全部打包托运了，虽然他们可以从垃圾中检出一些破砖瓦，可是钢筋、水泥呢?这些材料当地根本买不到，必须到外地去购买，这一来一去的，恐怕材料还没买回来，队伍就要开拔了。况且在此之前，工人们要住在哪里?难道真要天当被盖、地作床吗?
无奈之下，袁毅刚只好下令工人们把已经打包的帐篷拆开来，重新搭设。由于帐篷数量有限，职工们只好象下饺子一样肩挨着肩、头抵着脚挤在一块儿睡了。
所以工程队从领导到下面的职工，个个怒气冲冲，怨声载道，直冲着王熙荣等人翻白眼。
袁毅刚把工程部人员花名册扔到王熙荣面前，双手抱胸，一声不吭冷冷地望着他，摆明了一副挑衅的姿态。
王熙荣假装没有看见，而是以公事公办的口气，吩咐他按照名册把员工一个个叫进来询问，问话内容自然是“工程队是否有人失踪“、“是否认识死者”、“是否见过死者”、“是否与死者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以及是否发现桥涵附近有异味之类的问题。当然，首先得向被询问人说明死者的特征，不过那也只是警方所掌握的有限的特征，诸如年龄、性别、身高、身体缺陷、衣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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