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头看了看，对我摇头，一脸费解:“你真的……”盯着我看了一阵，又改口道：“别随便开枪，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我把枪别进腰里：“知道。”
他还是摇头，仿佛不相信我真的要去赴死。最后，他递给我一把军用匕首，尺寸足以用来切西瓜或类似大小的人体部位：“如果要开枪，千万别犹豫。”
这次我没应声——那要看瞄的是谁。
“计划得再缜密，运气不好也白搭。”
没错，彬计划好了一切，他的运气也一直都很好，但自他踏上这个曾经出卖过他和他伙伴的国度，幸运女神终于抛弃了他——梁枭和陈娟也好，阮八和姚江也罢，这些失去祖国庇护的精英们，注定只会成为某个霸权势力的玩偶。目前对彬而言，本来缜密设置的出逃路线，却因为芒街突发的暴乱而彻底作废。此时的芒街，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风暴的中心——他的逃亡计划不可能再顺利实施。
豪情万丈的时光很短暂，我很快就发现自己也失策了。
在东兴关口的时候，我还以为发生在这里的只是关乎一年几十亿人民币灰色利益的帮派争斗;身处事发地点后，我才明白，对控制权的争夺只是一个引子，民族思想的冲突、地域文化的差异、贫富分化的代沟、历史遗留的恩怨……也许不需要任何原因，人类互相伤害的本能自然会推动一切。集贸市场的方向冒着火光，街上到处散落着胶制拖鞋、草帽、零散的自行车与摩托车残骸。我入境后一路狂奔，沿途斗殴的人群不下十数，参与的人数上百，居然没见到半个军警的影子!据说当初“五甘”落网的时候牵扯到近百名政府的公职人员，由此足见越南帮派的实力。时天说得对，没有“后台”支持的中国黑势力，在这里恐难争得一席之地。
一路上，我好几次被不知道是从哪里飞来的东西打中;在集贸市场的门口，我放倒了两个正在殴打一具尸体的越南人——他们似乎打算把目标转向我;从外寨街经过的时候，路边小铺里冲出一个半裸的女人胡乱抡着手里的铁镐，打算不经消毒麻醉就给我做开颅手术，我听不懂她嘴里说的是什么，只好逃之夭夭;我还勒晕了一个试图用拖鞋把自己的脸抽烂的同胞;从鱼市的水池里帮一个女人捞出她孩子的尸体……渐渐我发现这已不是单纯的中越黑恶势力的火并，似乎没人在意打的是谁、杀的是谁，整条街道弥漫着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
我想回去了，真的，我很害怕。
我曾经想象过作为刑侦人员，也许会有为国捐躯的那一天。但那得是面对十恶不赦的残暴罪犯，经过顽强激烈的不懈奋战，躺在战友或爱人的怀抱中……至少，是死在自己的国家，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不想在这里，被某个不知名、不知国籍的人因为某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将我变成异国他乡肮脏排水沟里的一具无名尸体。
这次连那个叫阿关的倒霉翻译官都不在，我只能凭记忆去摸“夜来香”。少了摩托车代步，却多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利用破落民居间的甬道穿街越巷，尽可能向芒街的西南侧靠拢。闪转腾挪了半小时后，我对目前四处游荡的各色人群有了大概的区分：一种是平民老百姓，大多关门躲在家里或已被某一方暴徒袭击;一种是入侵势力，一眼能看出是中国人，喊句“兄弟，自己人”可以蒙混过去;还有一种是当地帮派分子，见中国人就刀枪拳脚地招呼，但不伤本地居民;最后一种是趁火打劫的地头无赖，这类杂碎从十几到三四十岁不等，往往三五成群无处不在，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却又欺软怕硬，俨然南亚版本的新纳粹信徒。
我是在挂篮街被盯上的。隔着一排平房已经能看到“夜来香”二层的红木围栏，街角一个芒果摊后面突然蹦出七八个越南人，其中手拿廉价片刀的一个平头矬子冲我喊了句越语，我自然是装没听见，故作镇定地自走自路，但很快，身后不规律的跑步声便迫使我不得不脚底抹油。还好就奔跑而言，皮鞋对拖鞋的优势明显。我拐出挂篮街，追兵还未出现，茶古滩东侧垒着几十个近一人高的工业废料桶，我心中一动，钻了进去。
时天能在“夜来香”是最理想的状态，同时是我唯一明确的方向，但万一他不在呢?甚至是，如果里面只有马莉带着一群孩子……我不敢奢望那些贪杯如命的越南老兵会仗义援手，更不相信传教布道能感化这群浑蛋。
既然没把握，最好别引狼入室，反正有武器在手，稳妥起见，我打算借这个由塑料桶搭建的小迷宫先放倒他们。
没想到这哥儿几个简直就是没长大脑，追出来以后扫了眼光秃秃的茶古滩，看都不看我这边，径直闯入对面一栋灰砖砌的民宅。进去八个，出来六个。我努力不去想那俩人没出来的原因，强迫自己紧盯离我不到二十米的这群冤家。他们几个在酒吧门口商量了一阵，举着廉价开山刀的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很快就把其他人传染成了“嗷嗷嗷嗷”的印第安战士。鼓舞士气后，他们进了“夜来香”。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发展。
大脑没来由地空白了一会儿，我猛然醒悟，咒骂自己怎会如此胆怯，忙跑向酒吧正门。这时那间灰色的民宅里出现了小骚乱，伴随着若有若无的哭喊声，一个浑蛋心满意足地走出来，边提着裤子边嘲笑另一个垂头丧气的——两人的表情在见到我的瞬间立刻又统一成不知所措的惊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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