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下午，分局知春路派出所巡查民警报告：“中午一时许，涉案的白色捷达车被发现停靠在海淀区知春路大运村路口西南侧。车内无人，钥匙没拔。后座上发现有掉落的黑色头发，不长，油性明显，发根处有头皮残屑，已送分局法医鉴定中心进行DNA比对……”
市局刑侦技术队提供了技术支持：“根据我队犯罪心理学顾问袁适博士分析，嫌疑人石瞻系有组织能力的犯罪人。且鉴于绑架案件的特性，该犯应有至少一个同案。石瞻为前武警受训人员，应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可能持有武器，有用以关押人质的固定隐秘场所，考虑被害人怀孕的情况，该场所应在知春路附近，或在知春路到蓟门桥之间。石瞻虽然使用租赁车辆作案，但不排除自有机动车，以其经历推断，可能是越野车型，颜色偏深、偏暗——与其习惯穿着的色调相近……”
区政法委书记打来电话：“董总可是咱们区的模范企业家。他不但有力地带动了非商业用房市场的繁荣，协助抑制了房价，同时妥善、缓和地处理了几个拆迁老大难地段的遗留问题。对于这种标杆式的纳税公民，我们应当尽全力保障他和他家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否则，国家与政府的公信力何在!限时破案，务必保证人质母子的安全!”
市局刑侦总队在电话会议上强调：“这个案子的重要性就不用再提了……平心而论，拯救这对母子不光是警察的职责问题，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舆论导向——安全!首都的安全!如果说我们连一对母子都保护不了，首都的安全从何谈起?这案子要是办砸了，公安部不问责我们也要问责，我们不问责被害人家属也要问责，被害人家属不问责舆论也会问责……到时候你们自己都没脸再穿这身皮!”
2
董继惶恐不安地拎着个编织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此子长得精瘦、白净，头发二八向右偏分，小肚子不协调地凸出，把他身体的整体曲线勾勒成了葫芦状。我冷眼斜睨着这位唇红齿白、“小”腹便便的公子哥儿，有种看到蝈蝈直立行走的诧异。
“‘提款机’电话响了。”跟进保护的行动队正在即时汇报董继的一举一动。
“赵队，你怎么不在六号通道那边啊?别擅离岗位啊!”这是一有机会就想给我穿小鞋的副队曹伐。
“他接电话了，请指挥中心定位信号。”这好像是老崔的声音，他应该是在东侧的制高点监视。
“赵队，您……往回收点儿吧。”这是我那组怕受牵连的兄弟。
“已经在搜索了……”二号指挥车里的姜澜报告。
一号指挥车里的白局下令：“把电话的监听线路加到频段里。”
老白的旨意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执行，但监听的质量很不好，我怀疑小姜是不是直接把监听频道的喇叭放到了麦克风上。
“那、那你在哪儿，我怎么给你……”
“按我说的路线走，别东张西望!继续向前……你们报警了?”
“没、没有啊……”
“……”
“喂?我、我是说没报……”
“等等，停!往右……那他妈是左!对，看见南边那个馄饨摊儿了么?就是有两张桌子的，有一张坐着人，另外一张空着，现在刚坐……”
“哦，看见了。”
“……”
“喂?喂?”
“走过去找个位子坐下……”
“定位完成!主叫方的电话信号来源就在蓟门桥下，他就在这里!”小姜的声音冷不丁地插了进来。拜托啊大姐，既然罪犯在电话里能准确地说出是“馄饨摊儿”，而不是笼统的“早点摊儿”，那么他肯定就在早市的人群里。
他就在我们身边。
“行动队密切注意，看到打电话的人都要跟进。罪犯离‘提款机’的位置可能很贴……赵馨诚你他妈给我滚回六号通道去!”
整个刑侦支队，我也就买老白的账。既然领导发话了，我只得臊眉耷眼地往指定位置回撤——反正我带队负责把守的六号通道东口正对着董继落座的馄饨摊儿，踮踮脚还能望得到。
“喂?喂?我是把钱放这儿么?喂?”
“喂?”
“喂?我已经坐下了。喂?”
“……”
电话里，石瞻那边沉默了。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发现目标!”
行动队的反应稍微慢了点儿，我往六号通道走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董继右后约十五米处，卖鱼虫的一个摊位周围拢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身穿墨绿色外套的男青年，似乎是在挑鱼虫，但右手却一直拿着手机在讲话。他的年龄、体貌特征与石瞻基本一致——能找到的用以比对的照片是他参军入伍之前的证件照，太过年轻，只能进行大致上的甄别。
而且，他现在也只是举着手机，没说话。
“保持距离，别掐他。”老白迅速对行动队进行布置，“分队盯死，‘提款机’那边人不用太多，重点咬正主儿，行动队都给我贴过去，其他人别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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