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枪口依然在窗上划着，其实才十秒不到，却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我早打着车火，还有机会踩足油门往前冲，偏偏是他停在我面前。假设我开门使劲儿撞他，第一枪或许不会致命，那么车窗碎掉之后，他有足够的时间对着我的太阳穴补上一枪。我盯着枪口，黑洞洞不见底，那边就是无尽的死亡区域。也许我还存留一线生机，是的，他的枪口没有消音器，想自杀的杀手才敢在这种环境开枪。他逃不出现场，只要前面有车一横在路中央，自然束手就擒。这就是我的希望，他不是来杀我的，也许是劫持我，听从他，至少他不会轻易开枪。
我左手按键，车窗慢慢打开，我生命最后的赌注。车窗下来一半时，他手掌贴在玻璃上，示意我不用继续，然后他枪口不动，人慢慢蹲下来。直到他整张脸出现在车窗外，我都想不起来我是否认识他，仿佛在哪儿见过，似曾相识，但的确不认识。
看见我空着手，他枪口垂下，抿着嘴望我。四目相对，他并没打算说话。只好由我来打破这种难耐的沉默，我说：“那是我哥的车。”
他点点头，像是认同我的意思，但仍然不说话，盯着我。没办法，我还得说点儿什么，这种感觉很可怕，一个陌生人拿枪对着你，一句话也不说，你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怎么会在你那儿?”
他对我晃了晃车钥匙，在他另一只手上，拿着枪的手依然没有松弛，接下来他说了第一句话：“是不是你干的?”
他口音有点儿怪，说不上哪儿的，对我来说中国话就分三种，东北话，普通话和南方话。这么分类他就是南方人吧，也说不准。哈尔滨人觉得过了山海关就算南方了。
“你杀的?”他又一次质问我。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说。
“所以你该清楚我为什么找你。”这是欧阳桐的保镖，他的云南哥们儿，对的，就是云南腔调。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一直跟着你。”
我摇摇头，这说法并不可信。
他的枪在手指上转了一圈，追问：“是不是你杀的?”
“你现在拿枪指着我，你要我怎么说?”
“说实话。”
“你大哥死了，你为什么还没离开哈尔滨?”我问他时，他咽了口唾沫，能看出来他心里不舒服。我继续跟他说：“我昨天跑出来，我还在哈尔滨，我也没走，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也在找凶手。”
“但是你想杀他。”他说。
“你的枪是哪儿弄的?”
他没回答，似乎是蹲累了，他直腿弯腰，把枪收进怀兜，还是目视我，可敌意少了很多。我猜想接下来的走势，我想说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不如组合一起查。这是不对的，对他不公平，他现在是平民一位，没案底，秘密行动，随时可以抽身，回他的云南老家愿意干吗就干吗。可如果跟我混在一起，等于跟着跳进这个坑，别想出来。况且我没法信任他，他留在哈尔滨是调查案件，还是谋杀行动的善后?即使他并无二心，他的意志是否坚强，一旦有人盯上他，会不会把我出卖?
想到这些我看看四周，虽然张队和高文早早告辞，他们仍然没有撤岗。有个扎纸彩电的警察已经注意这里。我知道这些程序，队长会在火葬场画出一连串的目标点，死者遗孀的停车位置也许连第四目标、第五目标都算不上，然而有人在车前逗留这么久，不可能被漏掉。扎纸彩电的掏出对讲机，这个是真的，很明显他在通报同伴。他没有动，我快速浏览周围有哪些人在向我们靠近。
我告诉他有人来了，他侧身留意。我把车窗摇起来，只留一条够我们说话的缝。来了三个人，那个推车的，手持报纸的，还有灵车下来的假司机。可能某一个不是，恰巧是路人，但绝对是警方的一次行动。几个点渐渐向我们靠拢。
“把他们弄走。”我说，“把我抓进去对你没好处。”
他想了想，知道该怎么干了，站起身往奥迪车走。
“把枪给我。”我的意思是，你总不至于对警察开枪吧，要是他们逮住你，你举起双手，随便找个理由解释下怎么还开着死者的奥迪，解释这辆车要比解释一把枪容易多了。
他已经走出去三步，再回来我必死无疑。我车窗完全关闭示意他不要过来，接着在前窗对他食指向下。他明白了，弯腰系鞋带，拽出七五枪往车下一推。他想起什么，飞过一张名片贴在前窗上，我扫一眼上面的名字，把车窗摇开一条缝，问：“你叫卢放?”
“如果到明天中午我还没有联系你，你马上去找卢放。”
“你怎么联系我?”
“我有我的办法。”
“卢放是谁?我干吗要找他?”
“我明天跟你细说。”
我瞄了眼名字，没电话，没地址，只有名字下方的头衔，昆明茶文化理事会副会长，也许背对车窗那一面写得会详细些。我问：“我去云南找他?”
“对，你跟他说，你是欧阳桐，还有，你们认识好几年了。”他说完径自上了奥迪。
原来推车那个确实是路人，假司机和拿报纸的扑过来时，奥迪已经启动。两个人跟山炮似的去拽后车厢，又不是成龙，又不是蜘蛛侠，还真以为自己能伏在车顶搏斗吗?又有几个人追过来，我俯身躺下，只听见殡仪馆门口警笛大作，瞬间就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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