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个药店居然有摄像头，见鬼了。我缓慢兜一圈，进了隔两条街的一家。纱布、酒精、棉花，这些都好办，买抗生素时那大娘难为我，说得要医生处方。我恍然大悟状转身问：“头孢或是阿奇霉素有没有?”
“这些就是抗生素。”她十年没性生活了吧，这么严肃?
“哦，是这样啊。”
我跟小学生似的往外走，出门时吓了一跳，我在柜台的报纸上看见了自己的照片。不是我哥哥的，是没染发烫发的我。我又回身去大娘那儿咳嗽老半天，我说：“买个口罩总可以吧?”
我需要找个人帮我，现在这样我寸步难行，没准儿今晚就死于伤口感染，警察会在这辆弥漫男同志精子的捷达里把我抬出来。我掏出两部手机，挑了个好看的，打114查陈太药业的电话。我想应该是这么回事，药厂最早是陈洁亲妈打拼出来的，后来留给陈洁她爸，后来给了她。
那边给的不是总裁办公室电话，好像是市场部的号码，我打过去说我是记者，报道你们药厂，帮拨到总裁那里。这几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时候不能说是警察，人家不理你的，警察不会亲自跑一趟啊?记者架子才大呢。
陈洁不在办公室，她助理接的，这时候我得说是警察了，跑这口的几家记者她肯定都认识。我说有重要的事找陈总，给我她手机号码。那姑娘支支吾吾不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号码，我肯定不说是你给的，但如果你不给我，出了事，就是你担着。
我拨通陈洁的号码，那边回音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接着是sorry什么的乱七八糟。我想这下完了，总不能去她家找她吧，结果那边一下子接了。哦，原来这是另类彩铃。我问她干吗呢。她说七零八乱地忙了一天，准备回药厂。我说，一个小时后在经纬大街见面行不行。她说她不想去，那儿五点以后准塞车，然后她问我是哪位。我无语了。
“哦，是你啊!我还想这是谁的号码呢，没好意思问。”她调子一下就上来了，“你今天都去哪儿啦?我一回来你就没啦。”
“我不想在电话里说太多，一个小时之后，经纬大街。”
“哦?真的有电话监听这种事吗?”
“不见不散。”
我换个电话，也不知道打给谁。没了手机我谁的电话都记不住。哦，张队的，正好有好多问题要问他。但拨过去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有监听吗?他停了几秒钟，说没有，问我是不是还在哈尔滨。这就是职业素养，三秒钟就能判断是谁的电话。我先道个歉，我说不该挑你的岗出去，希望没给你惹什么麻烦。
“是有点儿尴尬，”他说，“你一直是我的人，结果跑了。所有人都觉得是我故意放的你。”他又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我对他们说，我想过放你。但是在我严防死守的情况下，你们这样怀疑我，太憋气了。”
“对不起，我得出来，我得找到真正的凶手，只不过刚好在你岗上有机会，那个记者。”
“哈哈，还好那记者没伤着，他还嚷嚷要起诉你呢。”
“他真是记者?”
“啊?为什么不是?”
“没事，局里处理你了吗?”
“现在是两种声音，一种是高文他们，让我远离你的案子，另一种是支持我将功赎罪，再抓你回来，这些还算是信任我的人。”
“要是哪天我无路可逃跑不掉的话，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的位置，还你这次情。”
“再说吧，还不知道今天晚上开会怎么布置呢，没准儿什么任务都不给我，其实这样也好，免得我在你这儿犹犹豫豫的。”
“今晚开会?才立案?”
“今天才初四嘛。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们把各家报纸叫来，说让他们配合，发省内通缉。”
“我被全省通缉了?”
“高文跟上面申请的，具体我也不清楚，好像他说欧阳楠当过警察，反侦察能力很强，而且离职前还有子弹未上缴，对社会危害极大。”
“警务用枪不好搞，留子弹有什么用?”
“他说，你很有可能去挟持一位刑警，下枪。”
“这种话也有人信?”
“你听我说啊，高文把媒体全叫来，要他们配合。结果报社说现在过年，全是红版，怎么着也要等过了初五，再发黑色通缉令。”
“我在报纸上看见我了。”
“那只是一条新闻，过了今天你就真的成名啦。”
我打断这种讨论，去问些我想要的信息。我问他去年年底托他查欧阳桐的账还记不记得。
“我随后就跟你说过了吧。”
“嗯，但是当时还没意外，我想知道详细点儿，比如茶庄收入是多少?”
“一年三十万?五十万?差不多就这么多，很正常的数字。”
“他只做茶生意吗?你知道查死人比查活人好查多了。”
“除了那个茶庄，还没什么浮出水面。再就是，就在下午，他所有银行的账户已经全部理清，累计不到七十万。”
“七十万?”
“啊，很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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