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说是我同意不离婚，他们才肯回来。”
“所以你就在值班期间酗酒?”
“就昨天一回。”
“喝了多少?”
“一斤，不到两斤，加上五瓶啤酒。”
“酒量够大的，和谁喝的?”
“自己，老板打烊后陪我喝了点儿。”
“你经常在工作时间内酗酒吗?”
“就昨天一回!”
“走个程序，请把你的枪和子弹交出来。”
“这不是走程序的事。”
“好，我就是要下你的枪!可以吗?”
“枪还在，子弹被我妈收走了。”
他审视着我，“被你妈收走了?”
“是收了，她怕我杀人。”
他眯着眼睛看我：“你想杀谁?”
“你不需要知道。”
“我有权调查你。”
“我也在警校读了四年，和你一样的学历。”我要些许反抗了，“杀人犯法，随便想想，想什么都不犯法。”
他使用对讲机，原来楼下还有一伙人。他们上来翻查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高文与我互相盯着不说话，一刻钟后他们空手归来，对他摇摇头。他合上笔记本，抬头问我，“那么，你和你老婆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还没离呢。”
“你们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我操你妈!”
**3
我明白，就算我不骂他，我也当不了警察了。我的罪名是在岗时酗酒和酒后驾车，尤其是，开的还是警车。张队保我，我没上警员法庭，然而一轮又一轮的谈话，局长往下起码十五个领导，一个一个单聊，审嫌疑人也就这个程度了。
内部处理，即日起欧阳楠同志撤销一切职务。一切，可我就他妈一个职务!
我摘掉警徽，脱掉警服，他们还跟我要夏装。我把家翻了个遍，也没见着子弹，我把找到的物件连同枪一起还回去。这枪我只开过两次，打死过一个人。那回也是张队争取，将“击中后当场毙命”改为“击中后歹徒继续逃跑，因流血过多而亡”。
星期天我去局里收拾了一下东西，那天人少，其实就我一个。之后我在家睡了三天，每次醒来都是在洗脸刷牙时才想起来，我已经被扒皮了。我要重新考虑婚姻问题和杀人计划。我要以无业的角度再想想，谁会跟我过下半辈子。
星期三，我和张队吃了个饭，他告诉我现在只是停职，他相信我会有机会立功再回来。我说我他妈不干这行了，立个屁功!去公交车抓小偷?还是去火车站找票贩子?回到家里我才想，我不该发这种小脾气，我奔着道歉去的，几年前就是他把我从交警调到他的支队做刑警。我却做成这个样子。
星期四，我整理钱包，找出名片，给那个汽修经理打电话，我以为会有一份新工作。那边沙哑地回应，像是马龙·白兰度的教父。我以前看《教父》就老在怀疑，这嗓子是不是被砂纸磨过?我学了两个月都学不像。他问我警员编号。
“我已经不是警察了。”
“我知道。”他说，“找我的都不是了。”
我告诉了他，警号65707。也许这五个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酒驾和离岗?”他问。
“你知道的真多。”
“我帮你复职。”
“你只是个汽配经理。”我提醒他。
“你不用管，酒驾十万，在岗酗酒二十万，一共三十万帮你复职。”
我左手握电话，右手把玩着他的名片，高君。我明白怎么回事了：“你是高文的哥哥还是弟弟?”
“你不用管。”
“我得管，因为上次我把你哥的妈操过了，很可能也是你妈。我今天告诉你，很恶心。”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比他哥耐心多了，没发脾气，没挂电话，说：“筹到钱联系我，上面写你今年二十七岁，还年轻，不然就在商场银行当一辈子保安吧。”
保安感觉也会恶心，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五点站在银行门口，有客户进来还要介绍—如果你取钱，请到左边的自动提款机;如果你开户，请填绿色的表格;如果你买基金，请直接在里面的基金通道办理;如果你抢劫呢，我没有枪，只有一个电量不足的电棍。那么，请便。
我家人不在，我搜罗出我能找到的存款，十三万多，不够，而且没有一分钱是我攒下的。我吃着方便面把这些数字加了一遍，把存折又放回原位。
我妈依然三天联系我一回，有时候王总也说两句。我就不让我老婆跟我说话。长白山布满白雪，雾凇很美，仿佛香草冰激凌抹在枝头散发着香味。
“你真该一起来。”我妈说。
“你多拍些照片给我。”
“局里忙吗?”
“忙，特别忙。”
“现在回来合适吗?”我妈试探地问，“丹丹她想你。”
“我不想她。”我说，“我也想你和王总了。”
有几次我差点儿脱口而出我停职的事，都阴差阳错地岔过去了。但我还是讲出了这句话—我又恨她，又想她。我没跟我老婆通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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