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风：“告白体”的是与非
不出意外的话，一个成熟的作家都有其“专属”的文风，往往书迷们不看署名，但凭作品的结构、行文等要素即能嗅出其特有的味道，从而锁定作者。对于凑佳苗来说，因《告白》一书而闯出老大名头的“告白体”，就是识别其专号的标牌。
此处所谓的“告白体”，是指以第一人称“我”或多个(一般不超过五个)分隔明确的第三人称为叙述者，存在特定和专指的叙述对象(即表面看来不以读者为第一叙述对象)，围绕同一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展开“多视点交叉叙事”，从而推动剧情前进的推理文风。诚然，凑佳苗绝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日本有不少作家都曾使用过“告白体”，如战前的变格派推理大师梦野久作，其作品有如心理活动复杂的人在无序倾诉一般充斥着诡异的梦呓感;又如新本格世代的作家们亦钟情于“告白体”所营造出的“主体视野统合全篇”的主控感，尤其是那些“叙述性诡计”、“作中作”的重度痴迷者。只是此前的这类作品以短篇推理居多，像凑佳苗这样将“告白体”以长篇架构予以呈现并自出道以来几乎不作他想的，兴许惟有她一人。
正是因此，凑佳苗所获得的不好评价多半与其一以贯之地使用“告白体”有关，往往贬为“缺乏创意的作家”。而所谓“一招吃遍天下鲜”，虽殆非虚言，却也并不完全如是。其实，作者在“告白体”的使用上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由于在不同的小说中，基于她寻求变化的不一谋篇，其各个作品的第一叙述对象是不同的，这也导致了“告白体”在《告白》之后的诸作中体现为不同样貌的“变种”。除了《赎罪》更像是《告白》的姊妹篇外，《少女》因颇具私小说[⑧]色彩而有了“独白体”的风格，《为了N》是写四位案件关系人在警察面前交代事情经过而比较适合“供述体”这样的提法，《往复书简》从头到尾由一封封“书简”联缀成篇而明显是“书信体”的类型，《夜行观览车》和《花之链》则回归以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客体叙述状态而基本脱离了“告白体”规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花之链》在文风结构上尽管与“告白体”的范式无涉，但仍有其独特的魅力，作品围绕神秘人物K的身份之谜，由三位看似毫无干系的女性分别进行叙述，在最终章做出大收束，不但将所有谜团一并厘清，更将隐在三位女性之间的脉络关系加以析解，而当我们回过头来逐个检视，会发现真相早已熔铸于一个个富有日本民族文化内涵的事象(如花道、称谓、美术、特色糕点、山岳精神等)之中，这也使得本书成为凑佳苗笔下文化氛围、抒情气息最为浓郁的作品。
◎ 角色：“孩童视域”与“女性书写”
按照犯罪学的理论，伦理与犯罪作为两种社会现象常常是密不可分的，人的犯罪往往是由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演进而来。当这些有悖于伦理道德的行为危害到社会并触犯到法律时，这种行为就变成了违法犯罪行为。国内外犯罪学家普遍认为，几乎所有的犯罪都与其家庭相关，或直接或间接，如家庭结构的破坏、家庭教育的不当、家庭伦理的失范、家庭功能的弱化、家庭环境的异常、不良家庭成员的影响等，都是造成犯罪的重要因素。
综上，犯罪与家庭的这种关系对于凑佳苗的意义无疑是相当之大的，一是像她这样的“家庭主妇型”作家，具备跻身犯罪小说名家和社会推理派名流的潜质;二是以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来看，孩童和女性必将成为她的主要刻写对象，而家庭关系的异常和崩坏也将是建构其作品体系的最主要基石，——作者走的恰恰正是这样的道路。
在凑佳苗的小说世界中，主人公几乎清一色的不是孩童就是女性，而她对男性角色的描写也远较前两者苍白。和其他女性推理作家不同的是，作者既没有注重对母性精神的渲染讴歌，也没有放大对女性阴暗面的挖掘鞭挞;既没有对“家长—子女”、“老师—学生”等二元关系的对立予以伦理说教，也没有对犯错和叛逆的孩童进行无端指责。换句话说，其作品不是刻意以小说的艺术形式凸显各种伦理关系的紧张程度，而是从正反、对错、虚实等各个层面对社会、家庭诸面相加以“客观还原”(不带有过多作者的观点)。因此，凑佳苗的作品多以冷静的笔触抛给读者一个个问题(如城乡观念的差异、子女的精英教育、别墅公寓的不同、作品的署名纠纷、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等)，呈示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身姿，不管是“孩童视域”还是“女性书写”，都仿佛在人物角色的偏执、空虚、落寞、狂狷、纠结等非正常状态中最终孕育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来。人性的枷锁已然存在，何不把它看成引领我们奋进的光环呢?比如读完《花之链》末句“外婆的话有点淡淡的挖苦，但不知怎么地，我好高兴，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就有种“原来一切都不是无法原谅的，人生变故虽良多，换个看法便会迎向各种美好”的感觉，诚如本文开头引用的乙一所说的那样。
52书库推荐浏览： [日]湊佳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