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克·普兰蒂斯。”安吉厌恶地念到，“他倒真够朋友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米克赶在安迪出走之前去当工贼是凑巧的事。”
“你为什么这样想?”
对方顿了一小会儿，然后说：“因为那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背叛行为。他俩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是最好的朋友。米克做工贼让安迪伤透了心，而且我觉得安迪事前还有所察觉。”
“你凭什么这么认定?”
“我最后一次见到安迪时，他知道米克身上有事情发生。”
1984年12月2日，周日，威姆斯树林。
放假回家若是没有哥哥的陪伴，那便算不上是假期。她尽量一学期回家一次，但是尽管爱丁堡离家只有一小时的公交车程，回家却依然是一桩大事。
她知道眼下她生活的世界里的那些东西——上课、学生会、饮酒吸毒的舞会、比之在法夫郡老家丰富得多的聊天主题——正令自己与父母的距离越来越大。倒不是因为法夫郡没有拓展智力的机会，但是那儿的阅览室、工人教育协会的课程以及彭斯俱乐部服务的对象全是男人。女人们进不去，也没有时间去那些地方。男人们轮班下矿井干活，下了班的时间全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女人们却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尤其是那些受雇于老牌矿务公司或者国有化了的矿场委员会的地主的女人们。
安吉的奶奶在六十岁之前家里从来没有热自来水和浴室。因此，男人们也根本不会让女人走出家门，接受教育。
安迪却是一个例外。他从矿场被调到工会里工作，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工会运动一直倡导的平等政策。尽管矿井下没有女人，但是通过同其他工会的接触使安迪明白，平等对待妇女并不会让天塌下来。如此一来，兄妹俩走得更近了，如儿童拌嘴般的争吵被真正的据理力争所取代。如今，安吉还盼望着与哥哥一同度过星期天下午的时光，他们可以一同在林间散步，或者在火炉旁喝着热腾腾的巧克力饮料。
那天下午，安迪在通往密林小屋的道路尽头接安吉下车。他们打算绕着树林散步，一直走到海边，但是天看起来就要下雨了，两人只得回到小屋。“知道你要来，我在屋里生了火。”两人往回走的时候，安迪说道，“花钱买煤让我有罪恶感，所以平常我那里没有生火的煤，多穿件衣服就够了。”
“你真傻，没有人会因为你现在还有工资可拿而责怪你。”
安迪摇着头说：“这一点你错了。有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应该把工钱退给工会。”
“这样做能帮得了谁呢?你这是在干你的本职，支持罢工的工人。你应该得到报酬。”她缠住他的胳膊，理解他内心的那种挣扎。
“是呀，也有很多罢工工人觉得应该从工会那里得到一些补偿。我听说福利协会里有几个人说，假如工会一直发放罢工者的工资，他们现在也就不用如此拼命地把资产转移到财产保管会的视线之外了。他们想知道，既然这些资产不是用来支持罢工期间工会会员的，那么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他叹了口气，低下头，仿佛是在顶着强风前行。“他们说得在理。”
“我也这么想。但是既然你愿意把决定权交给你的领导，而他们又决定在没有举行全国性投票的前提下展开罢工，那么你又何必为了这种你并不赞同的意见而怪罪自己呢?”安吉注视着哥哥，发现上次一别后，他眼睛周围由于压抑而产生的皱纹更加深刻了。他的皮肤苍白如蜡，好像一个在室内待了好久缺乏维生素的人。“如果你任由他们就这样把你抛在一边，那对谁也没有好处。”
“眼下我并不觉得自己对别人有用。”安迪说，声音轻得几乎被脚底下踩得沙沙作响的树叶声盖过。
“你太傻了。”安吉反驳说，她知道这样说于事无补，但也找不到更好的说辞。
“不，这是事实。我所代表的那些工人，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堪重负。他们正在丧失自己的家园，因为无力偿还贷款，他们的妻子变卖了结婚戒指，他们的孩子忍着饥饿去上学，他们穿的鞋子脚下磨出了洞。眼下这里看起来像是第三世界，可是我们却没有第三世界里的慈善机构募捐来帮助我们摆脱贫困，而我对此无能为力。你觉得面对这一切，我的感受如何?”
“胡说。”安吉一边说，一边把哥哥的手臂搂得更紧了，安迪不做挣扎。“但是你也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没有人苛责由你来解决罢工中的所有问题。”
“我知道。”他叹气说，“但以前我总感觉自己是这片社区的一分子，我这辈子都是属于这土地的。可是这些天，我感觉那些罢工的人站在栅栏的一侧，而其他人则站在了另一侧。工会里的官员、安检员、经理，还有该死的保守党政府——我们都成了罢工者的敌人。”
“你可真是在胡说八道了。你不可能和保守党站在一起，大伙都知道这一点。”
两人静静地向前走着，雨已经落下，于是他们加快了脚步。冰冷的大滴雨珠倾泻在身上。头顶那些稀疏的枝叶无法遮挡这场倾盆而下的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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