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什么事?”
“已经没事了。”我想尽快结束通话，现在我的心情糟透了。
曾文书停顿了片刻，说：“你在干吗?”
“我在睡午觉，你把我吵醒了。”我没好气地说。
“睡午觉!”曾文书在电话里惊讶地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
“大概三点吧。”我故意把时间说晚一点，从小我就讨厌无聊的猜谜游戏。
“我没听错吧，你说是三点。”曾文书几乎叫起来，“你看看窗外。”
“请你有话直说吧，我拉着窗帘呢。”我不高兴地说。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曾文书大声说。
“你开什么玩笑，我刚刚躺下。”我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不安起来。我觉得某些事情已经失控了。
“好吧。”曾文书的口气像是妥协了，“请你现在打开灯，然后看看手表。”
“我没有手表。”我像孩子似的赌气说。
“你家总有闹表吧。”
“你等等。”我把电话放到床头柜上，拧开壁灯，我看到闹表上的短针指向八点。
这怎么可能!一定是闹表坏了。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居然也是八点。我彻底乱了，我觉得自己被时间欺骗了。
我跳下床拉开窗帘，窗外是星罗密布的街灯和漆黑如墨的天空。我瞠目结舌地站在窗前，落地窗映出我孤独的身影。
我拿起电话，曾文书还在线上等着我。“是我搞错了，的确是晚上八点。”
“没关系，谁都有睡过的时候。”
我清了清嗓子，说：“你找我有事?”
“你到我的酒吧来一趟。”他说，“我有事要告诉你。”
“你就在电话里讲吧。”
“不行，必须面谈。”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等你。”
我挂上电话，坐在床头回想事情的经过。蒋梅绣出现在房间里，这件事应该是千真万确的，可按照时间来推断，似乎又不大可能。我开始怀疑事情的真实性，一定是药片的作用，我是在梦中见到了她。
的确，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个僵尸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可是，那串脚印怎么解释呢?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仿佛无数根尖针扎在头皮上。
我拉开抽屉把所有的药瓶扔进垃圾箱里，并暗自发誓今后再也不服用它了。
我足足睡了六个小时，今晚我可以实施我的计划了，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与曾文书见面，看看他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
我换了件夹克，穿上后发现衣服的右角撕了一个大口子，看样子修补不好了，我脱下它，从衣柜里取出一件西服，站在穿衣镜前，觉得很合身。
我把手电筒塞进手包里，离出门前我在卫生间里洗了一把脸，充足的睡眠使我恢复了正常状态。
楼道里有很多人，一对年轻夫妇刚从电梯里走出来，他们友善地朝我点点头，我僵硬地笑了笑，然后低头走了过去。
年轻夫妇进了隔壁的房间，装修队不见了，地面上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点灰尘都没有。
走到楼下，我摸了摸夹克的口袋，然后把它扔进垃圾箱内。
曾文书的酒吧开在城北的闹市区，我坐出租车赶到的时候，正好是酒吧街热火朝天的时段，整条街全是身着时髦服饰的年轻人，他们又蹦又跳地在酒吧门口探头探脑，有些人还在偷偷打量我，好像我的正装与这片欢乐的海洋格格不入。
看到各家店头的装饰品，我才想到圣诞节的狂欢快要到了，我不明白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一个外国节日。
我手里捏着曾文书的名片往街里面走，酒吧里飘出来的现场音乐让人心里发狂，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在街角处我找到了曾文书的酒吧。
酒吧的店头装潢很普通，几盏射灯打在半新不旧的招牌上，里面没有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取而代之的是轻柔的钢琴曲。
我刚驻足，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就迎了出来，可能因为我是新客人，她的笑容显得格外亲切。
“就您一位?”她问。
我猜她一定以为我刚刚失恋，所以我连忙解释：“我是找曾老板的。”
她显然有些失望，但她的职业笑容并未改变：“您先坐吧，我去后面找他。”
我随她走进去，里面的灯光很暗，过了好一会我才勉强适应。
酒吧的面积不算小，大概有二十张桌子，吧台弯弯曲曲，像一把吉他，很具创意。酒吧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崭新的，各种奇异的装饰物在射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店内的装饰色调以黑色为主，看上去颇为稳重，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
一位穿黑马甲的调酒员正聚精会神地调制饮料，他的面前坐着一排消磨时光表情麻木的客人。
很明显，曾文书的酒吧生意并不好，就算加上我也不会超过十个客人，或许是因为没有现场乐队，或许是因为位置不佳，我不清楚，也没心思细想。
我招手叫来服务员，要了一听最贵的啤酒，算是我为曾文书今天的销售额做点贡献吧。我特意把钱先交给了服务员，以免一会儿我俩为了一杯啤酒推推搡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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