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为了让读者们了解到这起凶残案件背后的真相，我想，还是让我们回到两年前那个早晨。
第一章
那是八月的一天，加拿大韦尼匹克市警察局接到报案，有人在红堡区一所学校的操场上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
我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无奈地从办公椅上站了起来。在这样一个空气清新的早上，却要为一件凶杀案而忙碌，实在是很影响人的心情，但谁让我就是干这个呢。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警局的其他人已经开始先期的调查，他们在向报案人了解情况。报案人是附近一所高中的工作人员，他是清晨在操场上跑步的时候发现尸体的。显然，这名看上去很健硕的男子给吓坏了，哆嗦着述说他的遭遇。
“上帝啊，太可怕了，我真不该到这里来……我还以为那是一只死去的狗什么的。”男子嘟噜着。
我的职责是现场取证，所以我没有听完报案人的话就开始工作。不过在进入现场核心的时候，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就连我这见惯了血腥场面的法医，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女死者的死状非常恐怖，她蜷缩在地上，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身体上有多处咬伤，头部显然被体积巨大的混凝土硬物击打过，面部、五官已经全部模糊不清，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下体有明显的性侵犯的痕迹。她钱包里的东西散落在操场的各处，包括一些钞票身份证明和一本支票刻薄。当然，这给我们极大的帮助，至少我们知道了她的名字叫雪莉·安洛维克。
这个案件属于典型的暴力型性侵犯，罪犯使用了暴力和野蛮的手段来对待一位女士，这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从现场的情景来看，我可以推测出，当罪犯携带凶器威胁和劫持受害者时，或者以暴力威胁加之言语恐吓被害者时，罪犯同时也必然受到过被害者的抵抗。否则现场不会这么凌乱。检控官特瑞·麦克恩也在现场，他告诉我说，他做公诉人已经23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死者的身体遭到如此的摧残。
不过，我认为，雪莉·安洛维克身上的咬伤应该能告诉我们一点破案的线索。根据有关资料，我们已经注意到，社会上将近90%的人咬人案件都和喝酒有关。爱尔兰都柏林圣詹姆士医院的研究小组曾对人咬人的情况作过一些调查，他们发现在成年人当中，男性被人咬伤的可能性是女性的12倍。这个研究小组曾对两年中92个因“人为咬伤”在圣詹姆士医院接受整形手术的患者记录进行过分析，结果显示，将近90%的这类咬伤伴有喝酒行为70%的咬伤发生在周末或节假日;还有十分之七的咬伤发生在面部;而脸部被咬伤部位多数是涉及到耳朵的上边缘;其他面部目标则是鼻尖。同时，在美国各大城市急诊室处理的咬伤中，也有5%至20%是被人咬伤的，现在“人为咬伤”已经在美国成为常见的“哺乳动物咬伤”。
而雪莉·安洛维克身上的咬伤则说明了，罪犯在对她进行凌辱的时候，完全如同一头野兽，也许是雪莉·安洛维克的抵抗激发了他的兽性，也许他天生有这方面的爱好。但不管怎么说，他留下了齿痕，这就很有助于我们破获案件。
操场属于韦尼匹克市红堡区的一所高中。在加拿大，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围墙，除了监狱。加拿大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配有心理医生，暑期也很长，从每年的五月一直要放到八月底。这个高中的名字叫大公园高中，目前正处于学生放假期间。加拿大政府对学生有规定，比如，不满12周岁的孩子不能独自一人留在家中。孩子的年龄不论大小，家长都不能动手打孩子，甚至拍屁股都不行，拍屁股是违法的行为。如果有这些现象发生，被邻居报告或被儿童支援机构发现，家长就会被政府剥夺对孩子的监护权，政府会把孩子带走交放在一个寄养家庭，并由政府出资负责各种花销，从那时候起，孩子就由政府来监护了，即便是孩子的父母也无权探视。所以在加拿大，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不是很突出，我们也没有将案件的疑点集中到大公园高中的学生里来。
大公园高中现在正在修整一座建筑，操场周围都是居民住宅区，有高楼，也有低矮的平房，四周长着一些绿树。学校的广场很大，也很空旷，白天在阳光下，很少有人在操场上闲逛。
雪莉·安洛维克的身份证明以后，我和负责此案件的鲍勃探长打算到她的家里去进行一番拜访。毕竟，她的丈夫艾德·安洛维克需要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
给我们开门的是雪莉的女儿，她看上去有十三四岁的模样。得知我们的来意之后，上楼去找她的爸爸，然后又下楼来礼貌地让我们稍等一下，说爸爸马上就下来。接着，她拉着两个妹妹到客厅旁边的房间里去。我想她或许知道我们要找艾德·安洛维克谈什么事情，她用不安的眼光盯着我们，似乎很想哭，但又在努力压抑着。
我和鲍勃无奈地互相看了一眼，实际上每次面对这样的情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启齿。鲍勃探长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所以，在艾德·安洛维克从楼上下来，招呼我们坐下时，他也只是简略地说了下雪莉的情况，然后问道：“你想让你的女儿们知道这件事吗?”
艾德·安洛维克是个健壮的男子，在我们述说案情的时候，他一直把头埋下，不知道在思考什么。听到这话，他犹豫了一下，抬起头来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点头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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