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手下的调查员托马斯·提勒吉姆·多顿，还有约翰·阿尔德曼解释过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战斗刀的刀尖比较尖，常有假刃，刀身不能太宽，用作生存刀容易断。猎刀的刀刃开锋薄，比较锋利，刀身轻盈。具有两者特征的既可以用来当作战斗刀用，也可以用来当作猎刀用。剑型开锋厚的战斗刀，从理论上说不太适合当猎刀，而没有假刃，刀尖圆润的猎刀，理论上也不太适合当战斗刀。生存刀常带有很多小鱼钩、火石等附件，刀身厚实，当然，刀刃可以薄、刀尖可以尖，但有一定限制，否则强度不够。实际上不考虑方便、实用、易损坏等因素的话，三者互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我对猎刀作出这样的解释，是想启发大家对这个案子的想象力。托马斯和吉姆对猎刀也颇有研究，他们说猎刀的材料都是用最好的。基于这点，我们暂时把杀害唐的罪犯手里的那把猎刀假设为市面上最好的猎刀，于是派人到市场去观察各种猎刀的类型。
除此之外，我发现唐的枕套上似乎能提取到指纹，但因为枕套上有纺织纹路，因此无法进行任何类型的指纹分析，但最后这个遗憾被弥补了。凶案发生一个月后的早晨，我刚进办公室，托马斯告诉我一个喜讯。犯罪实验室的同事们在唐枕套上的血迹中发现了一个残缺的指纹，这算是近期最重大的发现吧。
过去的办案经验告诉我，指纹随着其形状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弓状纹，有如弓般的形状;一类是蹄状纹，像马蹄般的形状;还有一类是螺旋纹，像螺旋般的形状。
我曾经读过一位痕迹学专家的论文，上面说：在六百四十亿个指纹中只有一对有相同指纹的情形。曾有其他的学者也说过类似的话。因此，无论将来人口怎么增加，也不会有人的指纹是完全相同的。这个“无人相同”的原则，我相信它不会改变。
在唐的枕套上，那个指纹非常模糊，再训练有素的眼睛也无法看清。指纹的脊状纹路毫无规则。我们把它放在放大镜下观察，可是放大了的织物纹路差不多将脊状纹路完全掩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对那个指纹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因为印迹上有脊状纹路，那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罪证，但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却无法把它放大。掌握的情况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很想获取更多的证据，但这基本上不可能。
案发当天，我们还在现场发现了少量的精液。血清测试表明凶手的血型是A型。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案子的线索毕竟没有中断，我们总算捕捉到了罪犯的一些蛛丝马迹。这对我们来说至少是个安慰。
这个时候，我们把已经把唐的男朋友排除在外，还有那个正在假释中的唐的邻居。他们两人案发的当天都在外地，没有作案时间。
现在就剩下了一个人了，我们把他作为重点怀疑对象来调查。这个人就是经常用下流话挑逗唐的那个罗伯特，他曾几次因持有毒品被拘留过。
当我知道罗伯特的血型是A型，而且和从作案现场提取的精液样本一致时，我有一种胜利在望的冲动。
我认为把目标的范围缩小到罗伯特一个人身上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那家伙也有当晚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说当晚他和女友在一起。我觉得这里面有蹊跷，于是我们决定继续查下去。
调查的结果是，唐枕套上的指纹与罗伯特档案上的指纹不匹配。这又让我举棋不定，当时，我们使用的是传统的摄影技术，要知道，这些传统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将脊纹与织物的纹路区分开来，但总体上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我们还是无法下结论说已经确认了指纹。我们尝试了各种化学方法，以使枕套上的指纹印迹更加清晰可辨。但是，每当指纹变得更清晰时，枕套的纹路也随之更清晰。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但却没有任何进展。
我非常苦恼，指纹就摆在那里，我们每天都在观察、研究它，但就是没有人知道怎样把它剥离出来。指纹夹杂在枕套上的血迹当中，而枕套上有织纹，这使得它难以辨别。如果有某种方法能使指纹被辨别出来，那么在法庭上它将和DNA证据一样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甚至更权威。
于是，调查工作暂时搁浅了。
我们每年召开一次隐约指纹研讨会，弗吉尼亚所有的法医将会全部到场。这基本上是一次培训会议。而这一次，将有一个供货商把他们研制的成像系统，带到会场来向我们作演示。
我对成像系统这玩意儿还是持怀疑态度，因为，还没有人在刑侦案件中使用过它。但是枕套上发现的指纹如此模糊，这个系统说不定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用期待的心情盼着这一时刻快点到来，我当时的感觉可以说和模糊的指纹证据一样，但我有一种猎奇的心理，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只是感觉告诉我，我期待的结果在前方等着我。
我知道痕迹鉴定有很多，指纹鉴定属于痕迹鉴定中的一种。痕迹鉴定是利用痕迹检验技术，对与犯罪有关的形象痕迹进行分析、比对、推断，得出同一或不同一认定的结论性意见。
指纹具有唯一性、触物留痕、终身不变的特点，它可以直接认定一个人身份。在司法活动中对涉嫌盗窃案件的刑事诉讼，指纹鉴定对证实犯罪和查找犯罪嫌疑，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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