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成化年间，开中制度再也无法执行下去，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巡抚右都御史刘敷疏请两淮水乡灶课折银，每引纳银三钱五分，开始了开中纳银的试行，弘治四年叶淇为户部尚书，着手将开中折色推行全国，朝廷正式命令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不等，至此开中折色制度正式确立，商人不再需要运粮到边关换取盐引，而是直接交银换取盐引。
开中折色后，朝廷在盐政上的收入大增，张居正主政期间，每年朝廷盐税收入一度高达五六百万两，其中两淮盐税每年贡献二百余万两，除去给边关的各种开销，盐税一年可以节余一百万两，张居正死后，太仓存银因此高达一千多万两，万历年间能够支撑大明进行三大征，实赖张居正留下来的一千万两存银。
现在南明朝廷在盐政上还是继承原来的开中折色制度，只是盐税的收入却少得可怜，以弘光元年为例，朝廷在盐税上的收入不过三十多万两，其中两淮盐税依然占了大半，缴纳了二十余万两，可是它最高峰时相比，只有差不多十分之一。
这么少的收入，当然不正常，虽然说大明丢了北方数省，两淮盐业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根本没有影响，北方数省原本吃的就是长芦河东方面的盐，而且两淮盐业还一举夺得了山东灵州盐场的销售区，盐业生产只增不减。
一个朝廷的吏治几乎决定了一个王朝的成败，凡是国家初期，莫不是吏治清廉，官员兢兢业业，国力才能蒸蒸日上，若是到了中期，吏治渐渐腐败丛生，朝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后期，吏治积重难返时，王朝就离崩溃不远了。
眼下南明完全继承了以前大明的官吏，这已是一个王朝的未期，吏治自然谈不上清廉，王福心知肚明，只是以前顾虑若是动了吏治，会引起官僚和士绅的离心，在没有击败满清之前，根本没有作整顿吏治的打算，为的就是在自己对满人御驾亲征之时，各级官吏不会扯后腿，可谓是用心良苦。
如今满人的文字狱几乎将南北官僚，士绅全体得罪，加上有前次大胜满人的战绩，王福完全不用担心官僚士绅还会对满人主动投靠，这种情况下，王福对于吏治的腐败再也难予容忍。
今年上半年，大明财政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海关收入五百三十余万两，银行铸币收入七百五十余万两，仅两项收入加起来就有近一千三百万两，而作为正税的田赋只有三百五十万两，盐、铁、茶、瓷、丝各项的专卖半年只有四十余万两。
三百五十万两的田赋，分摊到大明上亿民众中，每人不过交纳三分五厘银子，一年两次也不过七分银子，只能买七升大米，这样算来，大明的赋税实在是轻的不能再轻，事实上民众却是深受苛捐杂税之苦，为了完成官府的赋税，即使是在南方富裕之地也有人一年难得吃几次饱饭，虽然没有饿死之忧，也是穷困潦倒。
一个成年人，即使是五口之家，一年的赋税也不过三钱五分银子足予，当然不至于完不成，只是地方官层层加码，到了最下面，早不知翻了多少倍，而且这一亿人中，直正纳粮的恐怕一半人都不到。
不厘清吏治，朝廷即使减税也落不到百姓身上，王福千方百计拓宽朝廷的税收，到了现在，有了银行和海关的支持，即使是田赋一无所得也可以支持朝廷的运转，王福当然不能再容忍各级官吏依然如吸血鬼般依附在大明的肌体吸血，眼下既然没有后顾之忧，厘清吏治就到了必需之时。
只是王福还暂时没有那么多人来对全国的吏治来一个全面整顿，那么只能选一个突破口，盐政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若是厘清了盐政，不但可以给各级官吏一个警醒，而且朝廷收入立马可以增加，一举两得，眼下虽然朝廷不缺钱，可是绝不会嫌钱多。
两淮盐业是盐政的重中之重，王福自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拿两淮盐政先开刀，夏完淳、杜登春两人来到淮安，正是奉命调查两淮盐业的运行情况。
两淮盐业上的漏洞，不知会牵涉到朝中多少大员，之所以选他们过来，当然是因为他们与朝中各个大臣毫无瓜葛，谁也不会想到皇帝竟然会派遣羽林卫新招募的士子查案。
两淮盐业共涉及两府二十二个州县，淮安正是两府之一，另一个自然是扬州府，每一个州县皇帝都派有人秘密前往，而且不止一组，除了他们自己，在没有碰到之前，谁也不知道究竟还有谁在调查，这样可以保证最大的可能调查之人不会被盐商得知消息后收买。
走在淮安街头，夏完淳和杜登春两人简直有种走在南京的感觉，当然，淮安没有南京大，也没有那么多达官贵人，街上普通百姓多是短襟打扮，一看就是做力气活的人，一个个孔武有力，脸色红润，夏完淳不禁感叹，难怪淮安在一年多前，仅靠五千兵力和招聚青壮就能挡住数万鞑子的狂攻。
“闪开，闪开。”一阵吆喝声传来，中间还传来鞭子抽中空气发出的啪啪之声，刚才还略显拥挤的人群马上让开一条宽阔的通道，一队骡车辚辚驶来，每辆车上都装满了鼓鼓的麻袋，由两匹骡子并排拉着，从骡子的吃力情况来看，光是一辆骒车上的货物就不下两千斤。
麻袋捆得紧紧的，看不清里面什么货物，可是隐约可以看到外面一层白霜一样的东西，夏完淳、杜登春两人马上就猜到，这里面肯定是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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