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夜里，南斯闯入克里斯和道格在市郊的家中。克里斯·韦尔斯根本不了解南斯的历史。他们家养了一条金毛猎犬，可是那狗没有阻拦他。南斯带了一枝手枪，朝道格开了一枪，把他捆到地下室里，然后强迫克里斯上楼进入卧室，把她绑在床上准备强奸。显然她是认识他的，而他也没有试图掩盖自己的身份。
与此同时，在地下室的道格从捆绑他的绳索中挣脱。他十分虚弱，疼痛与失血使他几乎昏厥。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一张桌子旁边。那桌子上架着店里的一台装弹器。他勉强装上一发子弹，然后慢慢地、艰难地顺着地下室楼梯向上爬。等他悄悄地爬到二楼，到了走廊上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东西开始模糊了。他用只装了一发子弹的枪瞄准了南斯。
他得在南斯发现他之前把他干掉，不能等他拿起枪来，因为南斯没有受伤，而且枪里有好几发子弹，道格将不是他的对手。
道格抠动扳机，击中了南斯，把他打了个仰面朝天。可是南斯又爬起来，朝他扑过来。那一枪没有打中要害部位，南斯朝他所在的楼梯方向扑来。没有退路了。道格不能丢下克里斯不管，他只有一拼了。他朝南斯冲过去，把没有子弹的步枪当成棍子，不断用枪朝身强力壮的南斯身上砸，直到克里斯得以挣脱绳索前来助他一臂之力。
时至今日，韦尔斯一案仍然是很难得的案例。这件事真像个奇迹，因为他们是一个系列杀手意向中的攻击目标，但却能以自卫的方式回击并杀死袭击者。我们几次把他们请到匡蒂科给警官们讲课。这一对了不起的夫妇能从受害者变成英雄，这给予我们宝贵的启迪。经过了这次从地狱里逃出来的经历，他们显得异乎寻常地待人热情，心思敏锐，镇定自若。
有一次他们在匡蒂科讲完课之后，班上一名警官问他们：“如果韦恩·南斯仍然与你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你们会不会还像现在这样毫无心理负担呢?”他们转身相互对视，无声地达成一致意见。“肯定不会。”道格·韦尔斯答道。
18心理医生的努力
什么样的人竞能干出这样的事?
鲍勃·雷斯勒和我为了研究系列杀人犯，来到了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一天，我们对理查德·斯佩克进行了访谈。当晚回到下榻旅馆的房间之后，我就收看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我看见丹·拉瑟与另一个叫托马斯·范达的杀人犯谈话，该犯当时正好羁押在乔利埃特监狱。范达是因对一名妇女连捅数刀致人死命被关进去的。他一生中已经多次进出精神病院了。每次他被“治愈”放出去之后，就会犯下新的罪行。在那次因杀人罪被关进去之前，他又杀了一个人。
我打电话给雷斯勒，提议找他谈一次。从电视上的访谈节目来看，我可以说他实在是个无可救药的人。他既可能沦为杀人犯，也可能轻易沦为纵火犯。如果他有工具和技能，他就可能成为爆炸犯。
第二天，我们又去监狱，范达同意跟我们谈。他对我们的来意感到好奇，而且也没有什么人去看他。在访谈之前，我们看了他的档案。
范达是个白人，身高大约5英尺9，二十五岁上下。他的情绪不稳定，经常露出虚假的微笑。即使在微笑的时候，他依然是那副“模样”——眼睛贼溜溜地转个不停，脸上的肌肉不时地抽搐，两只手不住地搓着。对这样一个人，你是不会不理不睬的。他首先想知道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之后的想法。我说他的形象不错，他笑起来，随之也放松了。他跟我们谈了不少，说他参加了监狱里的一个《圣经》学习小组，说这对他大有帮助。这是完全可能的。我见过许多即将获假释的在押犯人参加宗教性学习小组的学习，他们做出了诚心改悔的姿态。
对于是应当把这个家伙关进严密看管的监狱，还是关进比较安全的精神病院，你可能有你的看法。在跟他谈话之后，我去见了负责他的监狱心理医生。我问他范达表现如何。
这位五十岁上下的心理医生给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说范达“对服药和治疗非常配合”。这位医生还举出他参加《圣经》学习小组的例子，说如果照这样下去，范达就可以被假释了。
我问他是否知道范达具体犯了什么法，他回答说：“我不想知道。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这儿有很多病人要治疗。”他还说他不想不适当地影响和病人的关系。
“这样吧，医生，我把托马斯·范达的所作所为跟你谈谈。”我毫不相让。没等他表示不同意见，我就叙述起了这个反社会、性情孤僻的人的作案经过。他参加了一个宗教小组，在一次会议结束、众人散去之后，他向主持会议的一位年轻女子求欢。她拒绝了，可是范达不喜欢这样受到拒绝。像他这类人都是如此。他把她打倒在地，从她的厨房里拿来一把刀，在她身上扎了无数刀。
我不能不说我对此非常震惊。当时她就像一只玩具布娃娃，但身体是温暖的，还在流着血。他准会把血弄到自己身上。但他连把她非个性化都做不到，居然能勃起，还射精。所以你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说这是因恼羞成怒而犯罪，而不是性犯罪。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欲火烧心，而是因为气急败坏。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强奸惯犯不宜释放的原因，尽管这样做让有些人产生又有一个人经改造重返社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问题在于，他们还会再度犯罪。强奸毫无疑问是因愤怒而犯的罪。如果你把某个人的阴囊割掉，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愤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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